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8)01-0043-05 舆论作为影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一般舆论被认为是大众观点的表达，反映了公众的意志。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逐步进入消费社会，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媒体为了争夺市场和眼球，力争吸引公众加入到从社会重大问题到明星私生活等各种话题的讨论中。而公众也在意见表达、话题选择等方面显示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舆论出现了新的趋势，即消费性的趋势。本文即试图对当今舆论消费性这一新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根源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被消费的芙蓉姐姐及其他 2005年，中国社会舆论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那就是芙蓉姐姐的横空出世。芙蓉姐姐网名火冰可儿，和同样借助网络走红的木子美、竹影青瞳不同，芙蓉姐姐成名是一个异数。她基本上是通过在网上各大论坛发表自己各种夸张姿势的生活照和极端自恋的文字，引起网友关注。在网络上，她得到的关注更多是来自娱乐的需要。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关她的帖子(包括媒体报道)都被归集到笑话版中。很快传统媒体也注意到芙蓉姐姐，把她作为一个具有娱乐性的话题人物加以报道，引起了更多关注，芙蓉姐姐本人也开始有意识的迎合这种社会心理需要。到了2006年，芙蓉姐姐已经完全把自己看成一个公众娱乐人物，并且表示：“我要用自己的奋斗换来网络上的霸主地位。永远有多远，我就会有多红。” 无独有偶，大约同时，台湾也出现了话题女王许纯美。许纯美家财万贯，一再强调自己来自“上流社会”，有品位，在实际生活中却造型夸张，言语不得体，再加上“偶来偶去”(将“我”发成“偶”音)的台湾普通话，不期然便成了舆论焦点。通过电视媒体对其不断炒作丑化，许纯美成为社会舆论集体消费的“话题女王”。 许纯美、芙蓉姐姐之流为什么会走红？已经有很多相关论文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多论者没有论及，实际上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们的走红乃是源于她们对自我疯狂的迷恋——在对自己的描述中，她们总是强调自己是多么的优秀。她们的言论和作秀目的不是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她们的言论是一种预言性话语，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广告符号，反映的是她们个人对自己的希望，也就是观看的大众对自己的希望。正如波德里亚指出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模式，就是反复叙事的模式。现实仅仅是自说自话的范例。”[](P138)“规定了大众传媒消费的，正是这种以编码规则取代参照物的普及。”[1](P135)这时候，许纯美和芙蓉姐姐对自己的描述是否真实，对自己的期望是否有实现可能已经没有人去关注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红楼选秀”等。这类移植自美国的娱乐选秀节目在中国大受欢迎，每场PK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短信选票。从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设计而言，它是一个类似灰姑娘的模式，参赛选手通过一轮轮的淘汰赛，最终获得唱片公司合约，实现自己的梦想。观众在观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不仅在消费选手的歌艺表演，还在消费着对于自己的梦想和期望——在超级女声成功的故事中，对灰姑娘这一故事模式作了一个主题式回顾。而场外观众可以票选出自己最喜爱的选手，则不仅是唱片公司的一个提前的民意调查，更是受众对舆论的一次集体消费。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媒体还处于追星阶段，90年代的媒体已经开始进入造星时期了。在媒体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没有演过几部戏的“影视明星”，可以看到不明职业和成就的“时尚人士”。网络媒体由于尺度相对传统媒体还要宽松得多，在造星运动中更是走在前列，造就了一批依托网络成名的所谓网络红人。这些人多由网络公司在幕后炒作或者网友自发捧红，对于这些网络红人公众已经放弃了道德的要求，甚至也放弃了个人成就的要求。在芙蓉姐姐之外，还出现了所谓天仙妹妹、赛芙蓉、二月丫头、妖妃娘娘、后舍男生、陆风哥哥等，各种恶搞层出不穷。有的网站还提出了“整蛊无罪，搞笑有理，全民娱乐”的口号。公众和媒体合谋，造就了一批满足其娱乐消费需要的“名人”，至于这些成为话题的人物的痛苦，则不在考虑之列。例如，延庆县一位63岁的精神病患者张某，平时爱穿女装、梳小辫，被网友拍下照片，附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题目发表，导致张某兄弟忍无可忍，表示要诉诸法律解决。[2] 话题人物尽管由于舆论的压力，有时候活得不无沉重。然而，由于其具有名人效应，颇有商业价值。如许纯美在台湾的节目通告费高达每集三万元台币；芙蓉姐姐已经拥有了私人助理，并开始代言广告。网络的另外一位红人天仙妹妹则通过代言广告和跑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赚了200万人民币。传统意义上的明星们，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同样费尽浑身解数，炒作新闻，吸引公众。各种明星的八卦半真半假地流传着，这些明星一边对狗仔队表示愤怒和指责，一边又有意无意地向媒体爆料，主动提供话题。真假并不在媒体的考虑之列，也不在公众的考量中，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娱乐性和戏剧性。就像某个专栏作家评论的那样，“这些到处都被谈论的人，同样到处都被虚构，被非议。他们制造了话题，最后却变成话题的附属品，话题的奴役。他们不能容忍被遗忘，也不能阻止人们谈论到他们时，却和自己毫无关系”[3]。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公众舆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