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知识整合” 孙英春（《浙江学刊》，2007.3.41~48） 自上个世纪40年代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美国发端以来，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哲学、历史等在内的学科构成了其最为直接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也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知识整合”的出发点——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最终形成，就是把各个学科领域提出的不同观念、知识和理论综合起来，把一个个零散的“飞地”汇聚成一个相对连贯的、交融的“科学共同体”。文章提出：借鉴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关于传播和文化的研究成果，以综合学科的视角，从相互建构的层面探讨跨文化传播涉及的各种关系，借此归纳、阐释相关社会学科及各个学派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成果，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本质。只有借助于更为广阔的视野，跨文化传播研究才能在人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探寻中，真正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村庄传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 吕德文（《人文杂志》，2008.1.183~190） 村庄传统作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对于当下的村落研究以及区域比较研究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村庄传统作为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个维度，赋予了村落研究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把村庄传统本身界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下的中国乡村来理解，赋予村庄传统空间概念，从而也就可能防止在村落研究中把“空间问题时间化”的倾向。第二，村庄传统的视角，为区域比较研究引入了历史的视野。第三，村庄传统本身具有的区域比较以及历史比较的性质，使得已有的村落研究传统与区域比较研究对接，在理解中国现存社会性质的指向下构成两种相互融合的研究进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村庄传统视角的介入，也就客观上要求深度的个案研究的介入，从学理上看，它有可能实现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对接。 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 马成俊（《青海民族研究》，2008.1.1~5） 作者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研究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随着历史脉络的逐步清晰和明朗化，加之文学作品、学术论著的出版发行，其中尤其是由本民族作家和学者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叙事，逐步形成了一个学者群，通过他们对撒拉族文化的梳理诠释和不断的再生产，“我们是尕拉莽子孙”的祖先认同意识，在撒拉族中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承认。对祖先认同的强化，不仅在族群建构和固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撒拉族的族群边界和民族意识。 主客位语境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赵世林，田婧（《云南社会科学》，2008.1.71~75） 在目前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中，主位保护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一环，要强化主位保护功能，使其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应用的作用，与客位保护有机结合，从而使保护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应重视的就是主位保护的前提要素——文化认同。客位保护可以一定程度地让渡给主位保护，让拥有某种文化遗产的主体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遗产保护的最初目的。要做到在客位的指导协作下推进主位保护，实现主客位的完美结合，以下几点是解决问题的着力点：转变观念，改进运行机制，两种保护并行不悖，相互促进；职能部门进社区，制定参与式的文化保护规划；博物馆进村寨，创建真正的生态或“活态”博物馆；与旅游业结合，适度地产业化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展示中的文化协商 ——以广西宾阳炮龙节为例 颜姿（《怀化学院学报》，2007.12.16~18） 在民族民俗文化展示的文化协商中，政府拥有政治资本，游客拥有经济资本，当地民众、民间组织、文化精英拥有文化资本，三种资本在文化协商过程中都在争取有利的位置，但是由于旅游中文化协商的复杂性，使得游客、当地人、民间组织、政府、文化精英五方力量相互制衡，他们之间普遍存在着多向互动的关系。在文化协商上，基本上是以游客需求为导向，以政府的意图为指导，以民间组织为中间桥梁，当地民众积极参与配合，民间文化精英出谋划策的一个协商过程。据此，我们在进行民族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力量及他们在文化协商中的位置和关系，这样才能对民族民俗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