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文化持有者”对话：“地方性知识”的获得 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广义上的人类文化。19世纪末叶，泰勒所提出的经典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为人类在各生活层面上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及其创造物的总和。在那以后，尽管对文化的理解始终存在分歧，但这种分歧多集中在文化的具体内容构成方面。此种定义方式实际上仅仅关注了文化事物存在的表象，而未触及这些表象的深层本质。它也反映出普遍根植于当时人类学家潜意识中的一种认识论前提假设，即文化是一种“通则性”的客观存在，认识者可以通过对认识对象的观察与认知来再现这种客观存在。这种认识前提的局限必然随着对文化现象的深入理解而逐步显露出来：事实上，不同的人类学家对相同的文化对象的考察往往会得出彼此相悖的结论。那么，究竟有没有普遍客观的人类学知识？人类学家又如何对待他所研究的文化现象？这需要人类学的认识论直接现身前台并对这些质疑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格尔茨首先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方面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在他看来，文化的本质既非物质性，也非观念性，或是二者的简单混合。人类行为皆为符号活动，即一种受到其本身的观念、进而是其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所支配的有意义的活动。人类学家通常所观察到的作为表象的人类行为符号实则蕴涵着丰富的、交织重叠的、深层次的社会内涵，文化其实是一种意指结构（structure of signification）。人类学的目的就是要分类甄别和深入阐释这些陌生的、无规则的、含混不清的结构，以“确定其社会基础和涵义”。① 符号学的理解也蕴涵着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即其“地方性”。这一点在民族志写作实践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人类学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个个具体实在的文化体系，它们为特定的人类种群所持有和认同，拥有各自的生成背景以及形成和演化的历史，以具有某种风格特征的符号表象来反映其本质性的存在意义。 文化的深层次含义并不会以惟一的面目直接呈现在观察者面前。人类学家总是带着个人化的知识结构背景与先天的情感体验去描述他所观察的文化现象，各种主观化描述之间的无原则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对于某个特定的文化体系有着最深切直觉体会的莫过于该文化的持有者。格尔茨认为，欲真正解读某个文化体系的“意指结构”，就要在研究中重视“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即“在不同的个案中，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② 也就是通过把握和借助作为研究对象之“文化持有者”对待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经验感受、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破译其文化符码。 这种“把握”和“借助”绝不是要人类学家原封不动地机械转述当地人的文化感受，“地方性知识”的获得有赖于文化研究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去寻求与“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性知识”是对于文化的“近距离感知”与“远距离观察”的双重认识视野的渗透交融，是一个表述系统与另一个表述系统的概念谈判③。这种新的认识主张的贡献就在于它力图突破认识过程中的“二元对立”而寻求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交流，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泛文化解释的翻译举动是一种相对的事情。在其中，民族志作者处于不同的范畴与不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中介地位，而不同的范畴和概念在民族志叙述的过程中又处于不断的互动状态之中”。④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学家应该首先是这一对话的积极参与者，对话的过程和结果中高度渗透着他们的主体能动意识。阐释人类学认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在研究对象之客观性与认识者之主观阐释能力之间寻求契合点。人类学实际上存在于人类学者的主观创造之中，他们不可能在文化分析中以“直觉性的移情”或“冷静的外部观察”来再现客观实在。 格尔茨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区别于以往的人类学认识理论。此前，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还是认知主义的人类学在本质上都承认人类学知识的客观性质，都期望通过某种手段在确认事实的基础上达到对超越于地方性的文化存在通则的统一把握。格尔茨则深刻揭示了这种“直观”认识论的空想性：“纯粹客观”知识实际上并不存在，阐释人类学的要义在于如何发挥认识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深入解读认识对象的复杂内涵。“移情”式的体验并不能保证所获取的“地方性知识”的可靠性。 在否定“地方性知识”之“绝对客观性”的同时，格尔茨也想尽办法以避免滑向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他反对把文化分析变成一种美学性质的艺术创造。人类学作品之“虚构”（fiction）的原意是说它们是“某种制造出来的事物”，而不是说它们是假的、非真实的，其本质特征就在于这种“虚构”是以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为“原型”。⑤ 为了不在意义的追寻中迷失方向，他反复强调，被阐释的文化现象拥有坚实的“经验性实体”基础，阐释人类学要建立起文化符号与这些因素的必然性联系，“就需要首先在这样的实在和必然性上从事分析”，⑥ 由此也就有可能远离一种认识上极端主观化倾向。但是，就这种“实在性”在“地方性知识”获取过程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在具体研究中体现这种地位的实质性问题，格尔茨的分析止步了，他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具体研究实践中的方法论手段保障，来小心谨慎地寻求一种主客观二元世界的最佳交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