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理性与文化 谈到西方的理性主义，最好的表述莫过于法国十七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儿了。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除非有我们的理性的证据，否则我们是不会为任何的真理所说服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受到“范例与习俗”（example and custom）的说服而犯下错误，而免于犯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从“范例与习俗”或者我们更经常说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因为在笛卡儿看来，犯下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日渐积累起来的对于某些事物的深信不疑、盲目接受甚至是自鸣得意。笛卡儿在这里就像其著名的身心二元论一样，也是在有意地把文化与理性对立起来，并认为，文化是应该受到怀疑的，而理性就不同了。并且，要借助怀疑和理性来净化我们心灵中的文化上的意想不到的不真实。 这样一种理性主义明显地带有个体主义的味道，即一个人完完全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的理性来建构出一个世界来。当人们借助于非个体的外在途径来达成理解时，认识的错误便会接踵而来。笛卡儿崇尚的是“一个自为的人”（a self-made man）、一个靠自己的理性来行动的人。因为，个体以外的集体充斥着各类的错误，文化恰是这类集体的总称，并且是通过习俗与历史不断地积累起这些错误。因而，只有通过个人理性的设计而非群体的智慧积累来逃避这类的错误。因而，完全个体化的思想独裁（intellectual autarchy）是切合实际的，在笛卡儿看来，这是我们能够得到所谓拯救的基础。[1] 在这种个体主义之外，表现在笛卡儿身上的另外两点特征是古典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其对建筑、法律制度等的看法，反映了他这种古典主义的思想，因为他相信，这些都应该是由单一一位作者（a single author）设计出来的。他同样反对古典浪漫派对于自然发育过程的迷恋，以为这些都不可以通过人的理智的逐渐成熟以及实践的逐渐积累而得以完成，而是根本在于一项清晰明确的设计。逐渐成长起来的有着清晰自我意识的个体，那是不纯净的，因而在他的眼中，“历史就是污染”。[2] 他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还体现在其热衷于对“认知自我创造的设计”上，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精神的实质所在，并从一定意义上重建了自我。这种自我要求的是没有犹豫不决、没有混淆不清，也没有激情的强制。要求抛弃所有的成见和偏见，所有的观点都尽可能地被分成各个部分，并由简而繁地勾连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秩序。 实际上，个体主义、古典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从来都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坚守有意识的设计以及有着清晰标准的古典主义，崇尚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秩序观念。个体主义不过是一种自足需求的表达，这种个体主义追求的是一切依靠自己，避免一切债务。其不会将个人信仰抵押在某种习俗的共有银行（some communal bank of custom）里，因为对这银行的管理是非个体所能够控制的，因而最终不能对此委以信任。这种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个体主义的观念同样体现在韦伯的社会学观念中，因为韦伯相信，恰恰是内在的斗争、焦虑以及怀疑使得早期资本家的行为表现出井井有条、系统化和前后连贯。笛卡儿坚信，是内在的理性导致了真理的累加，而韦伯则认为，正是上述的内在理性导致了财富的积累。[3] 笛卡儿对人的基本理解最核心的一点是他认为，为了有益于一个人的理性的自我，远离文化的错误之源，一个人便要超越于文化所灌输的全部错误，并且必须要留意某种特殊的内在强制。而且，一个人还要只注意此一强制，而非其他的强制，这种选择性的强制（selective compulsion）成为笛卡儿所主张的自由哲学的核心精神。只有那种好的内在强制，才能够使我们免于犯错误。由此自然而引申出笛卡儿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儿看来，这种个体内在的魅力恰是这种“受清晰观念所支配的强制”的最高和最核心的典范，也是具有合法性的、有效的内在强制模型本身，而且只有这样的真理才最适于引导我们。 实际上笛卡儿的认知世界体现的是一种双重君主制（dual monarchy），因为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清晰明白的“理性”还是“上帝”才是终极的统治者。虽然笛卡儿一再地向我们明示，上帝赋予我们以独立而清晰的观念，如果我们追随他就会免予犯下错误；但他同时也指出，我们入乡随俗、接受文化观念以及采取个案归纳的方法所犯下的错误，却不是上帝的错误。换言之，理性和上帝在相互证实对方的权威，但谁也无法进行单独的统治。上帝需要独特而明晰的观念来建构自己的现实世界，而一套明晰而独特的观念也反过来建构了上帝的存在。然而，明晰而独特的观念一般也都需要有上帝的存在，以便使最初建立起来的微弱的理性的根据地能够得以壮大。[4] 在笛卡儿那里，被动受制于文化的人转变成了主动逃避文化而获得自由的人。获得这种自由的途径就是，对于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合理合法接近心灵的方法给出恰当的理解，这一探求知识的方案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休谟和康德那里才真正地得到了实现。作为英国经验主义代表人物的休谟，主张以“知觉”（perception）替代“概念”（conception）来作为建构知识大厦的基石。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相信“理念”的存在，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属于我们的内在天赋的存在；而经验论者相信，知觉或感觉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过经验论走得更远，它采取了一种文化藐视的个体主义（a culture-defying individualism），也就是主张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来创造出自己的世界。 笛卡儿毫无疑虑地认为自己达到了一种坚实自我与一个安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错误可以得到避免，自由可以得到实现。但在休谟那里，他从来就不敢确信自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世界。在笛卡儿的认识世界中，自我能够通过明晰而又独特的理念去认识外在的世界。这种自我的认识在良好的设计引导下就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与失败。而文化的理解途径，在笛卡儿看来恰是一条歧路，因为它更看重社会与习俗的起源，这对一位理性主义者来说却是一种最为致命的玷污。[5] 但是，完全靠个人理性来获取对外界认识的路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笛卡儿式的对于世界所赋予的特征本身，其现实性或者说虚幻的现在（illusionary presence）只有经由一种文化而逐渐形成和维持下来。这些认识上的乐趣或许也只有通过文化才能产生出来。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文化无涉的认知（culture-free cognition），因而我们也就不可能避开一种偶联在一起的历史性的文化。[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