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en/soc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4-0006-08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古老的京剧、昆曲、越剧等传统剧目与当代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现代舞蹈同台演出；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陈列在同一个书柜中；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热”不断地变换着。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化思考的主题不断地更新着，如“人道主义与异化”、“萨特与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周易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萨伊德和东方主义理论”、“亨廷顿和文明冲突论”、“人文主义精神热”、“自由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纷然杂陈和文化热的迅速变换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是处处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发展，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文化的概况 要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概况，首先要搞清楚三个概念：第一，“中国”概念。这个词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加以使用：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显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中国”指的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第二，“当代”概念，主要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它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到1977年，二是从1978年到目前。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化热”主要是在后一个阶段出现的。第三，“文化”概念。“文化”一词有三百多种定义，但我们没有必要纠缠在这些定义中，在此不妨区分出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一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凡是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切都可以称作为文化，主要有器具、制度、观念(包括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念)三个不同的层面；二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指观念形态上的文化。这里涉及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观念的层面上来讨论文化问题。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在结构上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中国本位文化。这部分文化主要是由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观念和从汉代以来进入中国的佛教观念融合而成的，至今在民间，特别是农村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第二部分是通过苏联、日本等渠道传播进来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人们通常称之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则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不妨把这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观念称之为“马克思主义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通过与西方理论界的直接对话和对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的深入研究，才认识到不仅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如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一部分思想比较解放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被更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观念称之为“马克思主义Ⅱ”。第三部分是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潮。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洛克的《政府论》及其分权理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公意”理论代表了不同的路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出现了以哈耶克、伯林、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泰勒、桑德尔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笔者看来，泰勒、桑德尔与罗尔斯、诺齐克的争论，不过是“家族内部的争论”。比较起来，罗尔斯更多地从属于康德的传统，即主张自由是超验的东西；而泰勒则更多地从属于黑格尔的传统，即主张自由只能放在历史地演化着的共同体内部来进行讨论。这部分西方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目前法哲学、宪法学和比较宪法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当代中国文化的结构并不是以偶然的方式形成的，而是在近现代中国世界性的历史遭遇中逐步产生的，其中既有客观形势的逼迫，也有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在所有的历史遭遇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普世文化价值的传入和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①。 上面这三部分文化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演化的轨迹。如果人们仅仅着眼于大众媒体的话，就会发现，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中始终是支配性的力量。但深入考察表明，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如果说在1949—1977年这个历史阶段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的话，那么从1978年迄今，尤其是1989年迄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大大地弱化了。在民间，特别是在农村，传统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起着一定的作用；而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沿海城市的知识分子中，西方文化所蕴含的普世价值，尤其是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理想、基督教观念②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总之，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及各部分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的一把钥匙③。 二、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冲突 有些西方学者通过大众传媒、短暂的访问或游历，就对当代中国文化遽下断语，这常常会导致误解。深入地考察当代中国文化，不但要了解它的基本结构，而且要把握隐藏在它深处的内在矛盾或冲突。按照笔者的看法，当代中国文化中至少包含着以下五对矛盾： (一)普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冲突 当代中国人在理智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要富强起来，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和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包含着一些普世主义的价值，如宪政、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社会公正、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市场经济、世界贸易、市民社会、权力制衡，等等。这些普世主义的价值构成现代化追求的精神内涵，事实上也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对于这一点，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得非常清楚。但是，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西方国家，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上却充当过入侵者的角色，这在中国人的感情上和记忆中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原先存在的伤痕也常常会隐隐作痛。于是，当代中国文化总是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或者强调建立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强调向西方文化学习的重要性，甚至把普世主义与西方化简单地等同起来，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或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强调民族主义的至上性，以至不惜否定普世的价值，甚至走向“盲目排外”的极端。从1949年到1977年，封闭的、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在中国社会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从1978年至今，普世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但返回到种族中心主义去的动机伴随着中国与西方外交关系上的每一次受挫而增长起来。只要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还没有实现，台湾问题总是引发这一矛盾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