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8-0023-03 一、国学热的兴起：多方传播的结果 新一轮国学热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近两三年形成高潮。国学热的形成自然有其深层原因，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①但回首这股热潮的形成，我们看到：是学术、教育、社会团体和传媒等各界的共同努力，才使国学热成为现实。 学者伯岳在80年代中期曾这样说： “国学”这个词今天已经消失了。……“国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封建没落思想的垂死挣扎的反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而它始终遭到坚持进步的人们的反对。二、三十年代虽轰闹了一气，但终究不成气候；四十年代国家动荡，人心惶惶，更罕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学”一词也最后销声匿迹，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1] 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8643种，收录时间为1915至2007年)统计，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正面提及国学的是一家地方院校的学报——《黄冈师专学报》，为了纪念乡贤，该刊1984年第2期发表了《国学大师黄侃》。随后，《晋阳学刊》发表了短文《一代国学大师黄侃》(1985年第1期)，《传媒观察》发表了《“不种砚田无乐事”——记我国清代国学大师段玉裁》(1985年第6期)。在检索不便、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伯岳做出如上判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重新祭起国学大旗的首先是学术界。他们出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与热爱，面对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存在的种种数典忘祖现象，竭力高举国学的大旗。同时，为了表示尊崇并树立楷模，对一些专心传统文化研究取得杰出成绩的学者冠以国学大师的美名进行宣传。② 我们还应注意学术界的有组织的活动。深圳大学成立国学所，并于1986年5月出版《国学集刊》[2]。1988年4月中山大学李新魁、曾宪通发起成立“广州国学研究社”，定期开展学术活动[3]。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国学研究》[4]。1995年在湖南郴州召开了国学研讨会，拟成立中国国学研究会[5]。但这些努力，仅使学术界开始稍稍注意国学；就全社会而言，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一些有关的社会团体也开展了活动，中华孔子学会编辑《赏经》教材、《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本》；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推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但这些活动也仅起到一些装点作用。 传媒界谋定而后动，对这股国学热的形成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辽宁教育出版社为了国学知识的普及1991年推出《国学丛书》[6]；同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国学大师丛书》，把近代名人放在国学的坐标上进行考察，引起人们对国学的关注。1994年《文史哲》设立“国学新论”栏目；《光明日报》2006年推出“国学”专版(每周)、光明讲坛(双周)；《人民论坛》和《瞭望》也经常报道、讨论有关国学的消息。在这些有社会影响的报刊的宣传下，国学渐渐走入民间。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今的强势媒体——网络、电视。专门的国学网主要有：国学网络(www.guoxue.com)、中国国学网(http://www.confucianism.com.cn)、中华少年国学网(http://www.sngx.cn)、新国学网(http://www.sinology.cn办有《新国学》期刊)、中原国学网、华夏国学网、沧州国学网、道可道国学网、国学无忧网、青山磐石国学网、爱真国学网等。这些网站比较及时地提供了丰富的国学信息，形成争鸣和热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甚至是免费)大量国学读物，拉近了国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与纯学术著作、学术刊物的阅读量相比，这些网站的访问量都比较可观。 电视这一目前最大众化、传播效果最好的媒体，对国学热高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电视台十套的“百家讲坛”推波助澜，使中国历史知识、传统学问走入寻常百姓家。 古籍电子化工作功不可没。《国学宝典》、《四库全书》等电子书籍不仅让读者能够方便、经济地阅读传统文化典籍，也给学者的某类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学者的速成和表演创造了条件。 教育界在学术界和传媒界的影响下，也不甘落后，为从幼儿到成人的学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上海出现了孟母学堂，北京大学有乾元国学讲堂，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2003年起把国学课作为特色校本课程[7]，有人建议在中小学设国学课，讲授奉孝[8]，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学院，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招生。教育部2004年支持《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广泛设立孔子学院。 二、问题：内容和态度的失真 历程规定着特征。历史的必然要求，人们的主观努力，推动国学热的形成，自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当今国学热中最为人们争议的问题是：国学的浅俗化和从事国学传播的人们的功利化，即在内容和态度两方面都存在失真的现象。 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作为之所以引起广泛的争议，不争的事实是他们在表演中的确存在一些硬伤，这些硬伤有源自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无论是主观方面为了媚俗，为了古为今用，还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不足，只要确实背离原意太远，或与历史真相不符，争议和批评就有必要，不然，这么广泛地以讹传讹，导致的决不会是国学的兴盛，而必然是国学的肢解或消亡。 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传播者追求受众有比较明显的功利目的。无论是为名(学术、政治、社会)，还是为利，都背离了学术的本性。仲伟民早在国学初热之际就曾提醒要警惕有人借机捞资本[9]。龚自珍曾尖锐批评学者“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现象，钱钟书先生一再强调治学的非功利性，都说明学术研究和传播应该远离本位功利。这里我想提醒学者区分问题的功利性与治学的功利性。学以致用，我们研究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有功利性(有益于民生)，但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抱有功利目的。误国祸民的伪学代代不绝，与代有功利心强的“学者”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