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235—08 一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多元文化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可讨论话题，它具有可分解的潜质，仍然有可探讨的余地。多年来，“多元文化”这一术语的确业已意味着一个扩散的、非常富有弹性的、模糊的、永远不得要领的领域：一片狼藉，包罗万象却找不出头绪。它涉及五花八门的政治策略。因此，保守派的文化多元主义把差异性归结到多数人的习惯之中，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使差异性隶属于市民的普遍要求，多元论者的多元文化主义把差异性圈进各个社区联合起来的社会秩序中。商业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异国情调的“他者”视阈中开发和消费差异性，社团的多元文化主义则是以利益为中心来经营差异性。与此相应，多元文化主义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敌人。保守派以文化完整和民族纯洁为借口来反对它，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① 自由派以个人自主和个体自由为理由来反对它。左派常常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将文化置于经济优先地位、瓦解了反对不公正和剥削的联合阵线，并据此来进行论辩。现代主义者则反对它的多元特殊主义而肯定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在一片批评浪潮中，新闻记者叶斯敏·阿里拜-布朗（Yasmin Alibai-Brown）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不再为我们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个共同叙事；它不再向年轻人言说，不会受到年轻人的青睐、确认，与年轻人所感知的世界相去甚远。她说，我们需要共同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与此同时，为了一个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创造和服务的世界，我们需要重新武装自己。这意味着，争论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阿里拜-布朗（Alibai-Brow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多元文化主义之后》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更激进的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他的同事罗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最近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只是美国社会和大学特有的事情，但它却以一种非历史的形态影响到全世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忠实的基督徒黑格尔式辩证法的信徒），坚持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种族主义，是多民族国家首都的文化逻辑。随着这一最新动向（同时也是启示录式的、还原式的和陈腐的新动向）的出现，车轮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大圈。 然而，我想说，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事实上所要关心的。这个术语指的是应对文化差异和现代社会异质性的不同策略。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主义”已经将它转变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信条，使之简单化，并把它固定到一个接合的情境中。由此，它把多元文化情境的异质性特征简化为一条枯燥无味的信条。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转向那些潜在的情景及其所遭遇的问题，既有实践上的，也有理论上的。在我的意识中，多元文化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正视许多不同社会的未来问题——而这些社会是由在这个世界等级秩序中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经验和地位的人们所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差异性不会主动消失。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和文化的同质性是无言的，不能指望它为行为、实践、政策和解释提供固有的共同视阈。然而，尽管如此，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社会却有一种坚强意志，可以一起建立一种共同的正义生活。所以，这个问题可以简而言之为：差异中的相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关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关注多元文化问题（multicultural question）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向少数种族的人群和社团发言的话，那么，多元文化问题，在我看来，则关心社会总体的性质，并由此表达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这个问题，我一直试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界定它。它需要关注一系列与差异性有关的问题。既要发掘出某些凸现的普世价值的潜在要求，又要发掘出自足自给的社会、各种独特的社会的潜在要求，其关键因素是一种以递增的或夸张的速度释放在这个世界的能量，这种能量似乎可以决定甚至撼动所有现存的整体性。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差异的游戏”（the play of difference）。我们可以在地区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层面上找到这种差异的游戏的踪迹，它也存在于社会内部的许多不同的场所。在地区层面上，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在这一国家中的所谓少数民族社区。在这里，据我们所知，“社区”（community）这个术语是非常不明确的。其模型是一种面对面关系的理想表现，据说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有时它可以界定一个单一村落的特征。它包含着一个和多个结合紧密、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并清楚地标明其外在界限的团体。对于所谓的少数民族社区而言，这个模型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别，这是一目了然的。当然也存在着密集重叠和交叉的变量。如：居住；位置；共享的地域和原初的文化背景；共同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在按照有权使用货物、财富和机会而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真实的和象征性的地位的相同性。我认为，正是这许多重叠的和交叉的变量，为共享的社区提供了现实因素。然而在这一语境下，“社区”这一术语还反映了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的某种共享的自我理解：一种强烈的团队意识；由共同的语言、宗教活动、历史、社会习惯、关系惯例（尤其是那些保存在家庭框架中的）所组成的紧密联系。亚裔社区和加勒比黑人社区内部在阶级、性别和民族路线、社会态度和生活方式方面，尤其是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具有高度的区别性，并且变得越来越如此。这些不是惰性的社会变量，它们会主动地反映当代形势、内在关系和未来方向。 所有这些社区事实上都是种族混杂的，少数民族人口与富有的白人一起生活在临界状态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根植于与另外的所谓主流社会的关系之中，并被这种关系所牵制。所谓传统的生活方式，当它依然发挥重要性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就会与主流社会生活的全部范围发生广泛的日常相互作用，传统生活方式也就会随之不间断地起作用。跟过去的习惯看法恰恰相反，这些社区并非沉浸在不变的大写的“传统”之中。在此，传统与移民经验的关系都在不停的修正和改变中。我想说这个传统包括宗教传统。传统都是不会完全消失。传统会在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每个人自身都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民族和语言群体之间，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之间，现在都有相当多的变化，既有义务上的变化，也有习惯上的变化；而且，所谓的少数民族的阶级地位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当地乃至整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内部、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发生变化。有的人坚持维护以一种强化的形态出现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活动。也就是说，当外部的影响加剧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像他们原初的自己。其他的某些人表示要继续效忠那些抽象信念，但据调查，这些抽象的信念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微弱了，尤其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例如，许多妇女维护她们父辈的权利，以尊重和实践她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她们也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她们本人在教育、婚姻、社会关系、择业上的权利应该由公共规范来管辖，或者应该由家长来维护。每一个家庭，我要引用帕里克赫（Bhikhu Parekh）的一句话，“都已经变成了征服性的和暴发性的斗争的平台”，恰如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