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P220)，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一直伴随着人的生存和历史的演进，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实践和人类的认识，因此，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然而，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当代哲学则表现为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正因为如此，虽然文化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是古往今来人的生存基础和基本方式，并且构成了人类理解，特别是哲学理解的本质规定性，但是，文化的命名和文化问题的课题化却是相对晚近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文化哲学在20世纪突然从隐性的哲学理解范式转变为最有影响的显性的哲学理解范式之一？是什么力量推动文化哲学走向理论自觉？我认为，从根本上说，20世纪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导致文化的力量和功能方式从历史进程的潜流中生发出来；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文化出了问题或者成为问题，人类在自觉地体验到文化的力量的同时开始遭遇文化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凸显出来。因此，深刻认识20世纪的文化状况是实现文化哲学重大理论突破的前提性条件。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揭示20世纪的文化状况，以说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及人类所遭遇的文化问题。 一、现代知识的反思性与文化的自觉 虽然文化一直作为人类社会的深层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我们断言哲学一直以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为自己的“内核”，但是，在过去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很少进入理性的视野。一种情形是社会的运行和人的生存主要由经验、常识、习惯等自在的文化要素所左右，虽然这种生存状况和社会历史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未分化的文化世界，但是，文化的自在状态不可能使之成为课题化的问题；另一种情形是政治经济等诸领域虽然经历了分化，但是，在人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一直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更为直接的表层因素所遮蔽，不被理性的自觉目光所关注。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说，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主要靠经验、习惯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发地驱动，往往表现为一种非反思的“自然历史进程”。而经历过理性化和个体化的工业文明则奠基于理性经济或主体经济基础之上，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活动的组织化和理性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开始凭借着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等自觉的文化精神而活动。在这样一个理性化的世界中，人一方面可以体会到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主体意识对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原有文化模式对人的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现代工业文明通过交换和交往开启了“世界性历史进程”，从而在比较和冲突中展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各项事业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开始成为文化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自觉的主题。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文化自觉的历程实际上是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开始的。随着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性的逐步生成，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冲出历史的地平线。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逐步看到了构成历史运行机理和图式的文化之影响力。文化的自觉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文化模式的凸显、文化形态的转型、经济理性的生成、制度安排的理性文化设计（韦伯所分析的科层制），等等。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枚举文化机理在人的生存中和社会运行中的具体作用的显现，而是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走向自觉的机制。促使文化走向自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是知识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 讨论现代化问题，我们会立即想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因素。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人类知识的加速度增长。波普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必须指出，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交织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类一般知识的简单增长，而是引起了人类知识的增长速度和作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使知识超越了一般德性、智慧、修养、消遣的狭窄范围，直接作为理性设计、价值创意、方法指导、技术方案、操作手段等文化力量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而且具有一种总体化的趋势。 胡塞尔晚年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和文化危机时曾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首先，在笛卡尔那里，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进程的转折。随着数学的普遍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大一统的理性主义观念开始支配科学和哲学。到了伽利略，自然进一步被数学化和理念化，纯几何学中的完美观念开始形成，自然作为数学的宇宙，服从于自然规律。在这里，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开始确立并且开始支配历史进程。胡塞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实在是对理念的或多或少完全的分有，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Mannigfaltigkeit）”。数学化的最高阶段是普遍的形式化，其结果是公式成为预见具体的出发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整体意义，我们能够作出超出直接经验直观和前科学生活世界的可能的经验知识领域的、具有规定性和系统性的预言。使这样的预言直接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成就就是我们建立了数学的各理念存有之间的实际的相互关系”[2](P51)。同时，形式数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技术化”，结果，“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或这件符号的数学理论的符号的衣服。囊括一切对于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的一切东西。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实际地被经验到的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2](P62)。可见，现代理性知识的增长方式和作用方式对于文化的自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