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为什么说文化是当今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全球潮流 价值重估 对于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自觉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而新世纪文化的价值将被全面地重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对文化的推重已日见其深。在经历了重商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时代和军事帝国主义的政治霸权时代之后，文化已日益成为影响未来的世界性力量。五十年代，西方社会学家帕森斯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方式研究社会，宣称自己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将社会生活分为四个相互渗透的行为体系：文化行动体系、社会行动体系、人格行动体系和行为有机体系。他认为文化是象征符号的模式化和秩序传达至另一个体系，并且有能力控制其他三项行动体系。所以，在帕森斯看来，文化体系是最高层次也是最主要的决定力量。 六十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对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投以极大关注。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确已变得至高无上了。他认为文化变得至高无上有两个原因。首先，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第二，这种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地位。它们担负的前所未有的使命是变革观念，对新事物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索。在贝尔看来，西方当代的文化批判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各自独立又相互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极支柱的结构之上，拥有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在未来的发展中，它必将成为影响当代文明的最具活力的成分。上世纪七八十年，彼德·伯格的文化现象学玛丽·道格拉斯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福柯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的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理论，都对当代文化研究的推进做出了新的概括和论述。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对文化的关注以其更醒目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还记得，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明的冲突》，立论惊人，语震四海。作为给哈佛大学奥连研究所“转变中的防御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专题研究提供的报告，亨廷顿认为，“新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阻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尽管我们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这至少从另一角度昭示世界：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 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1995）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报告指出： 当文化被理解为发展的基础……文化政策的概念就必须相应的扩大。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必须对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发……这种文化政策的定义和运用意味着，通过更好地利用多元主义的现实和机会，发现那些能够将多元伦理（multi-ethnic）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内在因素。它喻示着提高政治和管理、技术、工商业、教育、社会与社区发展方面的创造性——当然还有艺术……它喻示着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文化遗产观念的彻底多样化。在自然环境，它意味着更好地理解环境管理之文化遗产维度，并建立促进此种理解的机构。最后……它还要求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注意迄今为止被忽视了的文化、发展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整合。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瑞士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来自150多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高级官员，以及文化组织的代表、代理人、委员会、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为其后许多国家在文化领域内的政府行动提供了行动框架和基准（benchmark）。这份《计划》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今日世界来说，文化间的对话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政治挑战之一”；“文化政策应该致力于创造一种多元共同体的国家意识……将其植根于男性和女性都能接受的价值观之上，并为国家所有成员提供得以介入的机会、空间和声音”。“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繁荣同工业和后工业经济一样，也是社会整合、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决定因素之一。《行动计划》还列出了国家通过这些原则所应该达到的广泛的目标，例如：使文化政策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文化生活的创造性和参与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信息社会中提高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并以此促进信息社会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行动计划》还推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文化从“边缘”引入各国政策制定的中心已成为各国决策者的当务之急。有趣的是，《行动计划》在草案中曾提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后来在最终定稿中作了修改“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繁荣是互相依靠的”。这反映了文化观念转变过程中各国的不同态度和观念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