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140001-(06) 20世纪末期，学术界乃至一般民众才开始普遍重视全球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人们开始以一种十分关切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是由现代世界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引发的。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誉之为“全球化位于现代文化的中心、文化的践履则位于全球化的中心”。[1](P1)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誉其为“把世界浓缩为一个单一地域”。[2](P6)而对于马孔姆·沃特(Malcolm Water)来说，全球文化不啻是一个较高的发展层次，因为“物质的交流是地区性的，政治的交流是国际性的，象征符号的交流是全球性的。”[3](P9-10)上述研究均表明了全球文化所具有的伟大意义。这一意义迄今仍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所认同。例如，克里福特·基尔茨(Clifford Geertz)说：“文化不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被社会事件所决定了的事物。”[4](P14)而在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那里，全球化却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全球化时代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把世界向我们开放。”[5](P2) 汤姆林森、罗伯逊、沃特——这些名字已成为了对全球文化看法各异的象征。传统的对全球化所做出的最初学术性研究经常遭到曲解，有时甚至陷入政治事件的泥潭。在各种研究兴起的基础上，文化学者们不再容忍这样的观点：全球化仅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运动或者是跨地区的大区域兴起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们开始转向由社会学家和媒介传播学家们所急速开辟的世界联系网络研究。汤姆林森提出全球化多维度的观点，因为在他的《全球化和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一书内所考察的当时世界联系网络中，他不能在以往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技术的、环境的解释中为全球文化找到合适的位置。他相信这里存在着一种多维度的“全球化”，其中文化的维度是一个需要对其进行单独研究的核心领域。汤姆林森把全球文化变成了一个专门探讨各地之间人们互相联系的研究问题，并力图避免让学者们认为，仅仅是文化之外的因素激发了全球文化。 在文化学者为我们展现的这幅新画面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全球文化的研究——在急速兴起。尽管目前这些研究仅仅是理论性、观念性的探讨，它的重要性却无法忽视。我们首先注意到这种研究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包括全球化和文化的关系、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关系、全球文化传播的技术和媒介问题、全球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归属感危机、超地区的文化传播原因、文化差异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距离、文化一体化和地区的保护主义、全球文化取代面对面交流的可能性等等。我们把这种研究的不停顿归因于急速开辟的文化学研究领域，尽管所作的研究大部分是理论性的，多限于理论的归纳和观点、看法的争论。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例如迈克·萨伐奇(Mike Savage)、该诺·巴格诺(Gaynor Bagnall)等人和印度学者哈伦努尔·拉西德·可汗(Harunur Rashid Khan)则发表了许多关于全球文化引起的归属感问题的地区性实地调查材料，从而使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全球文化的影响成为可能。随着全球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发展，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渐渐地浮现了出来。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在这里把存在的问题分为原因、内容和影响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最近，汤姆林森再一次加强了他一贯的观点，即“文化有别于支持它的科学技术”[1](P20)，因此交流技术的提高不应当被视为全球文化兴起的主要原因。他的这种强调，目的在于纠正一种倾向，人们在讨论文化的时候其实总是在谈论另一个与文化不尽相同的东西，就是文化藉以传播的手段如全球化的通讯、媒体的技术。[1](P21)在这一点上，汤姆林森举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例子来加以批评，因为吉登斯在谈论文化的维度时，实际上总是在谈论“交流技术如何戏剧性地影响了全球化的所有方面”。[1](P21)汤姆林森的这个看法是一个标志，意味着从研究全球化的技术向研究全球文化的本身的转折。认真关注全球文化传播的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当这个问题一旦被人们接受，那么再像以前那样把全球文化仅仅当作科技的发展来加以探讨就将使人们厌倦了这一课题。汤姆林森告诫说：“公正地说，在他关于全球化的著作里，吉登斯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文化的观念上”，以至于把文化与科技混为一谈。汤姆林森的做法，就是要把文化维度的概念从仅仅探讨科技扩展到高度重视探讨文化的本身。然而，汤姆林森又并不显得草率，如果考虑到汤姆林森对于沃特观点的批判，就知道与沃特不同，汤姆林森认为文化的传播不能没有技术力量的支持，而那些磁带、录像、网络、电视，可以说也是一种物质手段。低估经济因素、物资因素来谈论文化的产生，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者的论调”。[1](P23) 与上述的折衷看法类似，在“社会事件决定全球文化”的问题上，汤姆林森也把事件看做是全球文化兴起的一个动因，尽管他不主张用“事件决定论”来解释全球文化的兴起。在汤姆林森看来，与其说是社会事件决定全球文化，毋宁说是文化在参与各种社会事件并产生后果。无论是政治事件还是经济事件，其实都有文化的参与。“即使是吃饭和挨饿这样的决定，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决定。”[1](P24)这样，汤姆林森论证了文化在个人、集体对特定事情做出行为反应时的重要意义。换言之，文化不是社会事件被动的、派生的现象，而是自始至终参与、影响事件的决定和行为方式的因素。这样的话，社会事件和全球文化就是一种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事物。这种强调表明了一种与传统的历史观念相左的看法，因为在一个全球文化的世界里，联系和互动往往决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汤姆林森的这种看法得到许多现代文化论者的赞同。 关于全球文化起源问题的另一场争论来自于对历史的看法。大卫·海尔德(David Held)、安东尼·马克格瑞(Anthony McGrew)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历史的延续发展，在《全球化的转变：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一书中，他们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全书把全球化分为1500年之前的时代、近代早期(1500-1850)、现代(1850-1945)、当代(1945以后)四个时期，认为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征，尽管全球化是在近代早期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的。[6](P1-35)这样的倡导注定会引起争论。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许多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并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更加倾向于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当代社会的发展成果。这是一场在成名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与历史学家不同，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诸如伦敦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更加倾向于把全球化看做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四个维度：资本主义、工业化、政治控制(特别是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权势。他把这四个维度与全球化诸维度(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劳动的国际分工、民族国家制度、世界军事秩序)相联系，就形成了他的全球化乃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的看法。[7](P47)然而，在社会学家学者阵营对于这一问题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吉登斯的全球化的解释有把现代性简单地贴上全球化的标签而显得缺乏严密论证的嫌疑，因此被罗伯逊指责为“现代性研究的扩展”。罗伯逊这位全球化研究的国际权威这么评论道：“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扩展，从社会扩展到了世界。这是在全球化的范围内谈现代性。”[2](P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