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森斯塔特的研究模式与方法 以色列社会学家与比较文明学者爱森斯塔特(S.N.Eisenstadt，1923—)的学说从20世纪后期起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他系统论述了现代化的历史文明观，并且综合英国功能主义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建立起一种多元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由于他的杰出学术成就，爱森斯塔特在美国被称为“社会学家的领军人物”。 爱森斯塔特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获得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1947—1948年曾经在著名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进行研究生学习。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他开始关注文明研究。从1959年起，任希伯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专业是社会学，研究范围却跨越了社会学、历史、哲学等多种学科，他的学说在多种学科都有一定影响。据他自己回顾，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受到两个不同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是来自社会学与哲学方面，曾经受到马克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马丁·巴伯(Matin Buber)以及一批英国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家的影响，这些思想家对于他的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比较文明学家们的影响，特别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比较文明研究引起了他的兴趣，莫里斯·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马绍尔(T.H.Marshall)、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伊万斯·普里特查德(E.E.Evans Pritchard)等一批社会学与人类学家的研究著作成为他学习的内容之一，这些人的研究都与比较文明学有一定联系，他显然得益于这些学者的实证性研究，从中学习到研究方法。当然，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两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学研究这一领域中。 爱森斯塔特著作颇丰，其代表性著作有：《帝国的政治系统》(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1963)、《现代化、抗拒与变化》(Modernization，Protest，and Change，1966)、 《社会的革命与转变》 (Revol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1978)、《比较视域中的欧洲文明》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87)、 《日本文明的比较观》 (Japanese Civilization-A Comparative View，1996)、 《比较文明与多元现代化》(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and Multiple Modernitics，2003)。他关注东方文明，其中包括中国文明，曾经发表过研究评价梅格(Thomas Metzger)关于中国社会文明的论文，并且就此与梅格有过争论，不过总体来说，他关于中国文明的论述并不太多，甚至少于日本文明。这与被他视为老师的马克斯·韦伯比起来是不同的，韦伯研究东方文明时是以中国古代文明为源流为代表形态的，其《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1915)在欧美学术界影响极大，而爱森斯塔特则是以日本文明的比较受到东方研究者们的关注。 在研究模式与思想方法上，爱森斯塔特深受韦伯学派的影响。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古典理论的三大奠基人之一，这三位学者都是跨越不同学科，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但是具体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始人，涂尔干则是以人类学、宗教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而韦伯师从德国著名史学家蒙森(T.Mommson)，以历史学与宗教伦理学方法为切入角度，提倡理性主义精神，主张以“理念型”研究与历史文明相结合，创造出一种重视历史实证精神的文化型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比较。当然，韦伯不是那种封闭书斋中的学者，他的学术终究是为社会服务的，只是这种服务不同于为某一政权或是组织效力，而是以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来影响社会，他尤其以科学分析与实证论的方法见长，正如盖尔特(H.H.Gerth)和米尔斯(C.Wright Mills)所指出： 他的著作里所呈现的基本的思想风格，是西方的实证主义——这是启蒙运动的一项遗产。……“知识乃为了预知，而预知则为了力量”(Savoir pour prévoir，prévoir pour pouvoir)。孔德实证哲学的这个动机，乃是韦伯观点的基础。[1](P64) 爱森斯塔特继承了韦伯的研究模式，将历史科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把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与历史资料、社会现实的调查等方面结合起来。不过也要看到，爱森斯塔特所处的时代已经与韦伯不同，社会学中流派纷纭，其中最重要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模式，其次是韦伯的学生帕森思(T.Parsons)所倡导的历史学为引导的社会历史分析学派，两者之间尖锐对立。爱森斯塔特的学术倾向当然属于后者，他直接从韦伯那里接受了方法观念，重视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思考。他的论著以严肃的学术性为特色，语言通俗但是思想深刻，从不为了通俗与普及的要求而降低理论性与学术性，所以虽然有时看起来显得枯燥与艰涩，但在学术界声誉甚高。 爱森斯塔特在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内容时，认为自己主要是社会学理论家，以文明比较特别是政治比较为主要研究手段。我们认为他的这一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反映出爱森斯塔特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特点。 其具体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现代化的影响与过程、现代化的前景与发展规律等。另一方面是文明比较，包括东西方文明在现代化中的不同地位与影响。他的学术贡献之一是提出所谓“多元现代论”(Multiple Modernitics)，在西方主流意识的现代化理论中独树一帜，显得与众不同。近年来，我国的比较文明研究与现代化理论都是学术界的焦点，因此爱森斯塔特的学说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