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再探 陆扬（《学习与实践》，2007.1.146～151） 文化研究作为伯明翰的传统，其两代人理论阐发的方向不同，可见出文化研究重心从文学到社会学的转移。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复杂，按照斯蒂芬·塞德曼的观点，二者的差异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符号学转向的问题。社会学力求对社会作系统分析，其方法比较文化研究的多元视野，相对单纯，文化研究不同于社会学的采用统计学的理性分析方法，显示了文本分析，或者更确切地说，符号分析的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开辟了一个社会分析的新领域，传媒、受众、亚文化、意识形态、共识达成、主导、抵制、权力等等，这些社会学通常忽略的话题，都成了热门研究对象。其次，关于“自我”的描述。社会学一般视个体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把自我看作一个内在统一的理性的动原。文化研究则偏离这个传统，视个体为社会生成，为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多元矛盾的生存主体，主导自我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最后，在对待知识方面，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态度被认为大致可见出政治和科学的区别。文化研究的社会分析侧重经验的历史内涵，社会学则讲究结构和量化分析；文化研究不遗余力标举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关心现实和道德舆论问题。但是，文化研究把一切社会现象文本化的做法，同样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终将在重申社会生产性方面殊途同归。 人类文化的大统一 李醒民（《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5.575～580） 今日许多学者不满足于科学的统一，而试图使人类文化大统一。这种尝试是有其内在理由和依据的。因为自然或世界、人的文化活动体系或人性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人类各种各样的知识学科和文化门类，在创造时刻或达到成熟阶段，其统一性就明显地呈现出来。学者构想和设计的大统一途径有阐释学，弱化自然科学的定律、因果性等概念，以及哲学的连通和综合功能，审美等。 当代乡土文化的流动性特征 耿敬，姚华（《东方论坛》，2007.3.92～97） 作为影响乡村农民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乡土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今天已显得十分有限。随着与之相关的时空因素在当代呈现出更多的流动性或不确定性等现代性特征，这一概念也增加了某些新的属性特征。跨出传统共同体的农民工，作为当代“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的生活出现了不同于祖辈的方式。当那些生活在乡土社区的人们意识到有一种可以摆脱贫困的新生活以及寻找这种生活的风险存在时，他们便尝试着去抓住和拥抱这种新生活，在他们极力摆脱先辈传统的乡土理念和希望方式以求更大的风险收益时，他们却又发现自己与这种看似美好的新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隔阂或排异性，这时在其身上所体现的乡土文化传统一方面既是其规避风险、寻求退路的保障，又成为其融入新生活的最大障碍。这也使其处在一种对乡土文化不能放弃又放弃不掉的尴尬境地。这就成为乡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乡土文化在这样一种现代社会中也就充满矛盾与悖论地存在着。 论巴蜀地域文化特色与四川农村文化建设的契合 周孝君（《理论与改革》，2007.4.113～116） 巴蜀文化在现阶段明显呈现出两大特色：一是民生文化兴旺发达，地域特色文化特征日益突出；二是地方艺术文化作为地域特色文化正被现实日益消解。基于此，巴蜀文化的传承和进一步繁荣，可以从开发潜力巨大的四川农村社区着手。刚启动的四川新农村文化建设，正是巴蜀地域特色文化彰显魅力的难得契机。巴蜀地方艺术和其他特色文化，包括民生文化、民俗文化等进一步繁荣的希望在农村。四川农村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农民拥有的民间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巴蜀地域文化特色与四川新农村建设的契合，是一个四川农村民间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又转化为特色文化资本的动态发展过程。四川农村文化发展的程度也取决于巴蜀地域特色文化与四川新农村文化建设契合的深度和广度。 论都市文化的形神演绎与现实实践 徐清泉（《上海文化》，2007.5.5～14,126） 都市文化以其个性化的形象显现和精神流露，确认了具体都市的存在。都市文化体系的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都市的意与象、形与神、道与器乃至颇具现代性表述特色的形象与精神的演绎提升过程。都市形象与都市精神作为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以及动静结合的对立统一矛盾体，从发育、成长到流变、提升，总与人们都市文化建设的观念认识、体制机制、现实实践及理性取舍的水准直接相关。都市文化形神建设实践的良性发展应当表现为：文化实力的壮大、文化福利的完善和文化精神的凝聚，所谓三方协调并进、成就三足鼎立之势。为此，有必要力除都市文化建设推进中的求“形”忘“神”、舍本逐末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