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和谐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揭示，为我们今天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但笼统地讲“中国人从‘和’而来”是不合适的 我读到过一些文章，有的是从宇宙之和（天地、阴阳、四时之和）、天人之和、人际之和、身心内外之和、内心之和等角度来阐述中华和谐文化的丰富内容的；关于人际之和，又可以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分别论述，具体表现为家庭和睦（父子、夫妻、兄弟之和、“家和万事兴”）、邻里和顺、上下和敬（君臣、君民、官民之和）、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等等，都是讲的“人和”问题。中国人做事情，经营工商业讲究“和气生财”，用兵之道讲究“内和而外威”，解决民族矛盾往往采取“和亲”政策，这些也是讲的“人和”问题。 有的学者是从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价值论角度来阐述中华和谐文化的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内容的。有的学者则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适中为和”的“中和”思想。 有的文章分别研究了儒家、道家、墨家、易学、佛教的和谐思想，还有分别对某一个人、某一本书或某一作品的和谐主题进行个案研究的。 总之，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揭示中华和谐文化的内容和特征，我认为还可以研究得更深入细致一些，更加系统化一些，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抽象地孤立地讲“中国人从‘和’而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反命题也可以成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从‘斗’而来”。不同大自然作斗争，不从事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包括原始中国人在内的人类能够产生吗？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老百姓进行农耕；他还尝百草，察咸苦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种植五谷，作宫室舟车，采铜铸鼎，制定天文历法，但仍“迁徙往来无常处”；因“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修德振兵”，“习用干戈”，曾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在炎黄始祖生活的时代，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生存不下来。说他们是从“和”而来，看不到他们艰苦奋斗的一面，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人从哪里来？光和不斗不行，光斗不和也不行。和谐与斗争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人的和谐思想、中华和谐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包括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社会生活实践和科学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总结出来后又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以指导实践。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阐明和谐的本质内涵及其与差异、矛盾、斗争的关系。 二、中华和谐文化的理论基础、哲学根据是“和而不同”，是“兼和”，而不是“和合” 在中国哲学中，“和”是与“同”相对的一个哲学范畴，它的含义很明确，就是包含着差异、矛盾、互为“他”物的对立面在内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它是一个辩证的同一性概念。而“同”则是指无差别的同一，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中国哲学有“和与同异”、“尚和去同”的辩证思维传统，孔子就明确主张“和而不同”而反对“同而不和”。 中国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也是包含着差异 （“众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多端”）的统一，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含义。 “和”的含义本来很明确，把它与“合”连在一起，并称“和合”或“合和”，其意义不是更清楚了反而模糊了，其辩证性不是强化了反而弱化了。大家知道，中国哲学中的“合二为一”、“合同异”、“合异以为同”（《庄子·则阳》）等概念、命题都带有取消差异、矛盾的意味，特别是惠施的“合同异”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一家之言，带有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从它可以引申出“万物毕同毕异”、“天地一体”等一系列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的论辩。 我们通常“和谐”连用。“八音克谐”是多种声音（音律）的协调、谐和，也是多样性统一的意思。“谐”与“和”同义，两个字叠加在一起，就强化了“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性，突出了它是包含着差异、矛盾的多样性统一的意义。如前所述，“合”有合异为同的意思（至少有这么一种理解），与“和而不同”的“和”并不完全同义。“合”与“和”两个概念只有部分意义重合，“合”还有汇合、合并、相同等多种含义。“和合”或“合和”连用，不但模糊、弱化了“和”的辩证性，而且还容易产生误解和歧解。人们自然会提出问题：“和”与“同”是相异的两种同一性，“和”与“合”怎么就变成一回事了呢？ 中国古典文献中确实有“和合”、“合和”的提法，数量也不少，但“和合”并不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在哲学史上也没有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韦政通、冯契等人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中都没有“和合”这个词条，而有“和”、“和与同”（“和同之辨”）、“和而不同”、“中和”等词条，说明它不如这些概念、范畴、命题的哲学意义明确，使用范围广和影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