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性政治活动和学术界兴起了一个十分活跃的理论范畴——“怪异”理论(queer theory )。①这是西方学界在“多元文化论”的影响下聚焦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等边缘群体的亚文化研究逐渐合流而形成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理论体系。 “怪异”(queer)一词在《简明牛津英语辞典》里有三个义项：(1)奇怪、怪异、古怪；可疑的性格；心烦无力的；醉酒；陷入困难负债不名誉情况；(2)搞同性恋的；(3)败坏、违规。②二战前，它和fairy（娘娘腔）等言语并列，被人们用作对同性恋者的蔑称和嫌恶。到90年代，新一代的性和性别领域越轨者们开始策略性地使用这一贬义称呼，以指称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立场规范不符的人，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同性恋以外，还包括易装、变性、双性恋、虐恋等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的性关系表现者。怪异理论即是这些人创造出来的关于他们自身及他们越轨行为的思潮。思潮用“queer”这个蔑称作为自己理论的标签，取其“反叛传统，标新立异”之意，带有明显的反讽意味。 至于“怪异理论”概念的发明权，属于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1991年她在《差异》杂志一期“女同姓恋和男同姓恋的性”专号上首次使用。③作为一种新兴理论体系，怪异理论远接女权主义文化运动，近承各种同性恋文化研究，从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有关论述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性与性别、身份、权力、制度等各文化层面的错综纠结中思考了有关文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造出一种奇妙、敏锐、反叛的新身份政治和性文化模式。 一、主张对性的非自然化过程予以深度阐释 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启蒙”这一过程。在启蒙的文化中，个人将不再寻求用崇高或神圣的力量来解释事件或为生活赋予意义，世界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力量。随着世俗化现代进程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类生活比如宗教、经济、种族、阶级、社会劳动分工、科层制、包括性别等全都非自然化了，但是性的领域却一直拒绝非神秘化。直到如今，社会学家仍然把性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公众观点一致认为，性是由生理建构的，遵从自然的规律，而那些不能定义为自然的方面，也仅仅是个人的感觉和行为。20世纪以来的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在性的非自然化过程中已经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错误使他们对性别、身体、欲望、快乐等话语缺乏辨析，对性与权力等文化制度生活其他层面的权力交织也造成很大的忽视，理论研究因此停滞不前。 怪异理论把性当作一种紧迫的社会事实和严肃的公共知识领域加以研究，在辨证分析传统性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展开性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研究之维。首先，批判传统性本质主义论将人类性冲动视为天生的、自发的和普遍一致的观点。这种观点视性是永恒不变的、非社会和超历史的，用性是一种自然力的内在本质去解释性的复杂性，然后发展出诸如性高潮或性倒错等所谓客观无偏差的性研究。他们总是说：“我们必须矫正一切社会不公正，但是有些事我们不能改变，性差异有其生理基础。”④怪异理论对此类话语都给予强烈否定，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类性本质，研究性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探讨哪些内在动力产生了性欲望，而应该去追问：欲望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被组织、解释和制造出来？换言之，欲望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和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是一个面貌复杂需要发现和解蔽的领域，它的名字是可以被历史的建构赋予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们批评弗洛伊德的“流体力学”把性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看作是对立的：力比多是一个人的能量，根植于个人的生理结构，而社会秩序只有通过对直接的性表达的限制以及将性能力升华于工作之中，才可能实现。事实上，人类的性在它的建构和表达过程中，通常已经是社会的。而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批评对象是50年代著名性学家金西实证主义传统的性学研究，指出金西关于男性和女性性的调查，尤其是大多数人都体验过异性恋和同性恋这两种感觉和行为的样本报告，对于传统的性规范观念和性的病理学提出了大量挑战。但是金西把关注的重点完全集中于身体、器官和行为上，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这些行为对当事人有何意义？这些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对意义的强调标志着当代性理论思潮将关注的重心从个人的内在本质转向外部环境。在60年代福柯《性史》所创造的关于性的批判话语的基础上，怪异理论进一步为性赋予了一个历史，一个不同于性本质主义的建构主义的选择。 在批判的质疑中，怪异理论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性问题的模式，即不把性当作与生俱来的“自然”现象来看待，而是当作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性是什么？性是一个精致而具有大量细微差异的行为领域，一个强有力的充满强烈感情的信仰体系，一个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深刻联系的领域，它深深的根植于意义体系之中，与性别一样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怪异理论家反复的强调，一个人的性状态是有意识的自由选择的结果。人们可以有意识的做出选择、接受或者放弃某种性认同、性取向或性欲。正如著名社会建构主义者普拉莫(Plumer)所言，事物无所谓性，是我们称它为性它才是性的。⑤传统过于确信性是我们身上最自然的事，而性的历史不过是这些基本禀赋的反映。事实上，性观念是一个虚构的统一体，它一度不存在，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也可能会不再存在。怪异理论家们针对以冲动为基础的性学，建设了一套“性脚本”理论：(1)一个文化中的性行为的模式是地方性的、局部的；(2)不存在内在的性本能或性冲动，初生婴儿并没有从娘胎里带来任何性的信息或特殊的性目标；(3)个人从生到死的文化学习过程，形成了受到该文化赞赏的性行为模式；(4)人并不是文化的镜子，而是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对文化环境做出个人的适应和调整的。可见，性是可塑性很强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所谓事物的本质，而是来自特殊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建构。那么，关于什么样的性是“正常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是不是大概率的行为就是正常？而只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就是不正常？正常的性和反常的性其实只有程度的区别，它的划分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标准，一切分界点都是人为的和由文化决定的。总之，怪异理论对性多维度的突进思考使得性已大大跨出“天然”的神话领域，性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学问题，甚至不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学问题。受上述局势感召，怪异理论名家葛尔·罗宾(Gayle Rubin)在辨析了女权主义由于混淆性与性别的区别而导致很多争论变成了一种乱哄哄的鼓噪的基础上，鲜明倡议：在性的问题上要建立一套独立的理论以及政治的独特性，以区别于性别研究。性与性别的确有关联，但它们不是一回事，性别是政治的，性也是政治的，二者应该分别成为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的基础。⑥对性政治研究自主性的呼唤意味着当今对性问题的研究将走向更深广的可能。怪异理论的研究使人们意识到要研究当代的社会生活而不研究性问题已决不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性意义的考察是其他社会学科要走向深度必须通过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