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3-0098-06 作为一种新质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才日趋占据社会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当下如火如荼的“大众文化”，依托高科技传媒及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在市场经济的利润原则导向下，为进入小康社会的“大众”全力打造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空间。徜徉在现代都市的缭乱视像和异国情调的体验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令人愉悦的“大众文化”及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形塑。它借助大众传媒和商业化、时尚化的运作机制，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旗帜，挑战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蚕食精英文化和涵摄通俗文化。它不仅深刻地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积极地改写当前文化发展的格局与走向。 “大众文化”的流行正在赋予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地域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填平，文化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大众都可以消费的对象。这意味着生活与艺术的边界日趋模糊，既有艺术生活化，也有生活艺术化。这意味着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界限逐渐消失，既有重大公共话题进入私人空间，也有个人隐私经由大众传媒进入公共领域。现代都市的那种审美化、艺术化图像，以其持续不断的衍生方式包围我们，致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文学因素、艺术色彩和“审美情趣”。进入大众视野的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建筑、各种样式的楼堂馆所、千奇百怪的海报广告牌、汹涌如潮的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信息等。新的消费空间与休闲空间不断建立起来，整个消费方式都变得文化化了。在大众消费观中，艺术如同果腹的自助餐，可以随时被加以享用。休闲、娱乐、感官愉悦，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诉求目标。 “大众文化”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主潮，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型，凸显了我国社会的某些区域和某些层面已经产生有别于此前时代的诸多新特征。就世界思潮而言，它的生成和流行借助了全球化平台进行互动，切合了当前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就国内语境而言，它的勃兴和引领时尚符合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以及新富阶层崛起和制度变迁，尤其是迎合新兴中产阶层的自我形塑和欲望诉求。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休闲业的日益繁荣，人们需求的上游化和产业结构的下游化日趋明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日趋多样。进入新世纪以后，消费结构不断细化导致社会消费开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大众对原本神圣的精神追求渐失兴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关注“自由”“平等”“正义”这类带有浓郁精神色彩的语言。他们向往的是由欲望、身体、幻象等符号和各种大众艺术充斥的城市空间。 要想把握和领会当前表情复杂的流行文化及其价值意蕴，就必须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哗声中，辨析何谓“大众”和“大众文化”。 一 当下语境中的“大众”与“大众文化”，早已脱出世俗规定而具有特定内涵。所谓“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之“大众”，绝非世俗意义上的“the masses”（民众或群众）。它不是革命话语中或革命史叙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主流排斥或边缘化的草根阶层和底层民众。它的确切所指应该是在市场经济的世俗化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特定消费群体①。可以说，几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大众的内涵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的另一含义逐渐浮现出来。一个以中等之上收入者为主的新富群体，人数虽然相当有限，但在当下中国的都市中，却有很强的消费能力。“大众”因此作为“成功人士”的表征，不仅具有经济学的含义，更具有社会学、文化学的含义。该群体以其生活方式张扬于都市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宰下，“新富人”阶层被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奉为生活偶像。无论是所谓“高尚社区”的浮现，还是某些高档娱乐场所的降临，都显现出他们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势。“白领文化”和“小资情调”等亚文化的泛滥，特别是BOBO族的跟进，裹挟了众多盲从的民众。 能够消费得起“大众文化”的新崛起的中产阶层已经成形，但尚不成熟。这给予“大众”以某种价值判断，但其内涵却不自明。因此，它在一定阈限之内的实效性有待阐释。 其实，“大众”的涵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北美学派的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而是跨越不同社会学范畴，通过在某个时间段内的频繁变动，凸显其特定意味。在不同研究者的视野中，“大众”的涵义迥异其趣。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等人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现代社会组织和现代意识形态将公民非个性化、统一化的结果，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单质群体。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则吸收了法国罗兰.巴特和德塞图等人的思想，坚持认为“大众”的内涵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单质整体。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一种相对的立场。所谓“大众”，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有着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的群体，是一个错综杂处的关系组合。为此，他们用“people”来代替“mass”。在约翰·费斯克看来，“大众”是“集体性对抗主体”和“流动主体”。第一，“大众”总是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弱者，带有“下层族类”身份。尽管现代社会的官方权力都必须代表民意，但“大众”之人往往处于给权力垫底的、被压迫(sub-altern)的位置。强调“大众”的下层性，似乎与阿多诺认为的“大众”受到统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不矛盾。然而，费斯克要说明的是，“大众”并不注定就是统治意识形态的奴隶，其下层性和文化实践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产生反抗意识。“大众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大众”与权力集团的对抗。“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其生产，但可以控制其消费。第二，“大众”是由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多层联系构成的关系总和。在他们中间，各种关系十分复杂。具体的人群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与谁利益一致或不一致，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其间的利害关系不是“对立”所能定位的。流动的“大众”主体因为不断变化的需要而形成各种亲疏离合的关系。其重要性不仅关乎与谁一致，更关乎与谁对抗。因此，理解“大众”的内涵，“对抗”比“受控”更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