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5-0008-08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传媒·公民权益 【问1】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热在相当大程度上源自于西方文化研究发展的刺激：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的关照，然后才是切身的对于当代文化的关注。在我的印象中，文化研究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化提供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现代传媒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商品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的浪潮。而这三个方面在您影响深远的研究和著述中都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这种综合性研究着实非同寻常。在中国，您作为振兴和发展传媒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领衔人物而知名。然而，您也曾在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抵抗仪式：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撰写过一章，这一章是该书的核心文本，有助于界定文化研究这一当时的新兴领域的首要关注面，当然也拓展了您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观点。许多学者易于割裂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您能够描述一下您为什么会把这两种分析传统融合在一起吗？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默：很显然，传媒已经是当代经济生活的中心，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全球讯息日益复杂和离散，而高容高能电讯及计算机网的迅猛发展为实时综合与沟通确立了坚实的科技基础；其次，推广消费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广告和市场策略意图越来越充分利用传媒的优势，把供需双方巧妙地融入欲望链中；最后，制造业曾经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但在低收入经济体制中发展时，政府把传媒产业连同诸如生物科技等的高科技部门一起视作资本主义下一阶段的关键基石。同时，从广义上来说，运用一个人类学词条，传媒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竞技场(arena)。媒体呈现的公众意义连同它们支持的社会仪式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资源，人们从中汲取滋养，继续奋斗，改善境遇，寻找妥帖的置身方式。然而，我更愿意把我对媒体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称为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而不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二者间的不同在于：文化研究围绕一套特定的问题和调查技巧来界定其研究，从而局限了其研究领域，但文化分析这个术语则更为开放和宽泛，容许我利用更为广泛的理论资源和调查方法进行研究。 我的研究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任何声称具有全面性的批评研究必须紧紧抓住传媒的双重性，并且要高度关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本着后见之明的优势，我意识到我对这些方面问题的兴趣可追溯到我的童年时期。 我父亲是一位高级印刷技工，每年圣诞他的工作场所总要为职员和他们的亲眷举办晚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优待，亲眷们会被带到印刷店去参观。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厂——雄伟的铁柱高擎到玻璃房顶，宽阔无遮拦的木地板浸透着机油，无论看起来还是闻起来都很像是个工厂，里面的机器大批地喷吐着种种印刷品，但它又绝非是普通的工厂，它同时生产着物质和意义。文化在这儿清晰地具有工业生命和美学生命。广告宣传海报从机器里不断喷薄而出，我们获准可以带回家几张。这些海报绝非世俗的功利产品，它们的缤纷色彩泛着微光，个中意象、排版和文本以诱人的方式杂陈罗列，其间流动着双重的语言，既是在以各种形式进行表达，也是在展示商品和服务。在这两种表述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第二种语言的流动诱使你沉浸入消费的愉悦当中，而第一种则为自我表现提供资源，令观众运用视觉和语言机制徜徉其中。孩提的我总是带支笔去丑化那些墙上或伦敦地铁中的广告海报，涂黑笑脸上的牙齿，给魅力四射的模特画上胡子，篡改广告词。其实像这种自发性的、颇具创意的举动，还有这种对完全投合标准化顾客审美情趣的意象情景的摒弃，正是文化研究后来着手开始探索和赞誉的。 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英格兰的青年亚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有：摩德族(the Mods)、飙车族(Bike Boys)、光头党(Skinheads)、朋克派(Punk)等，成为标新立异和特立独行的首要范本。大多数研究人员把他们作为“阅读”的社会文本来研究，解读这种时尚、音乐和典型人为产物中内含的抗拒意义。几乎没有什么人进行民族志学的研究，或在亚文化成员的日常生活、特殊的亚文化时尚所具有的意义及其追随者置身的社会地位之间梳理出具体的、特定的联系。社会学出身的我受到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吸引，开始潜心于对年轻人生活进行的两个重大的经验主义研究中。 关于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有这样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思想曾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当时新青年为媒体所左右，特别是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和其他一些摇滚巨星倡导的音乐为导向，这种想法创立了一支独立的“青年文化”，并且用时代的划分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原则来替代了阶级划分。我自己在伦敦工人阶级家庭长大，所以很清楚这实在是太流于肤浅了。新青年文化从未也不可能替代阶级文化。文化研究者把复杂的冲撞与融合置于其研究的首要起点，而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化研究中的其他作者一样，却开始着手绘制世代与阶级之间的这些转换关系。这项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其实存在有很多不同的分支项目，都汇编进《抵抗仪式》这本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