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曾军 主持人语：尽管文化研究的起点被公认为是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成立，但如果考虑到其创始人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和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均出版于1958年的话，那么英国文化研究的发端则应追溯到二战结束。同样的，尽管伯明翰大学的CCCS已于2006年6月关闭，而且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一批曾经受过伯明翰影响的学者纷纷“自立门户”，但是，文化研究的影响其实早已超越了CCCS，超越了伯明翰。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其实已在英国内部扩散；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更是扩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学术取向；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亚洲，包括中国再度升温。因此，如果我们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密切关注当代文化现实而同时又具有超越性的学术取向，而非占山为王式的学术流派，那么，文化研究在这半个世纪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住了自己的活力。 在这一过程中，斯图尔特·霍尔扮演了狭义文化研究的精神领袖角色。正是霍尔，在从霍加特手中接过CCCS主任的接力棒后，完成了文化研究“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整合，在其卓越的组织下，其研究成果和方法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是霍尔，在离开伯明翰大学前往开放大学后，召集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可传授和可训练的教育手段。同样的，格雷厄姆·默多克则可以被称为广义文化研究的标志性学者。在他身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烙印、对当代文化尤其是传媒的密切关注以及锤炼新的理论框架的激情其实正好与霍尔彼此呼应，而其反复强调的“文化分析而非文化研究”的理论更是体现了文化研究创立之初跨学科、反体制的学术初衷。在默多克的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所坚持批评和努力避免的正是CCCS后期在理论方法上的画地为牢。无论以何为名，保持理论上的开放与包容永远是科学与学术生生不息的源泉。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5-0001-07 ［缘说］2006年9月，我应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之邀，赴牛津出席一个传媒与文化研究的会议。临行之前，我给斯图亚特·霍尔发去邮件，希望借此机会与他能有一见。因为想在中国出版霍尔的个人文集等事，我已经与他有过许多次互联网上的通信，相谈甚洽，所以他在得知了我的这一消息后，即刻就回信告知：可以在伦敦一晤！ 与霍尔的见面，原来只是想做一些漫谈式的交流，并非将之看作很正规的学术访谈。当然我也会带着自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去，于是，很自然地，漫谈也就逐渐地演化为学术上的探讨，其中更多的是霍尔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涉及当年CCCS中心的一些关键性的理论主张，也延伸到霍尔教授目前对文化研究所做的一些思考。回京之后，有赖于张道建君的热心，将其中有学术含量的内容从当时的录音中抽出，整理为目前这个版本，而霍尔的原话，则未做任何改动，以便能够充分地保证现场的真实性。考虑到读者阅览与理解方便，我在最后还是做了一点极为简易的处理，即将访谈从中间断开，分为目前可以见到的这两大部分。特此记铭。 一、追忆CCCS中心 黄卓越：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但由于中国的研究是后继性的，因此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早期资源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的资源、它们的资源逻辑等有一系统的掌握，以便在一定程度上能与国际、尤其是英国方面的话语接轨。我现在所带的课题研究小组，最近正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在这个领域中有许多问题，有些是摆在明面上的，有些是在公开的资料中难以发现的，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们来说，还不是很清楚，需要趁这次来英国的机会，向您做一些请教，因此我的访谈就从这方面入手，我希望我们的交谈能成为对过去的一次温馨记忆。此后，我还会向您请教一些与当前文化研究有关的问题。 其中，目前我们比较关心的一点是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期的界定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一个分期问题。霍尔教授的文章《两个范式》讲的是前两个分期（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第三个分期我们理解为是“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转向之后，也就是您编著《新时代》之后，英国文化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之久，这期间还可以有新的分期吗，在这一大的时期中，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思想特点是什么？ 霍尔：应该说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分期，只是各种影响相互交织。我认为，在葛兰西之后，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最重要的变化，先是受到福柯思想的影响；其次是女性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对之有大量的引入；然后还有后结构主义，比如德里达等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这些人大多都是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后来又转向后结构主义。这包括一些我不太了解的人物，而年轻一些的文化研究学者对他们的阅读比较多，比如德勒兹，现在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对他比较感兴趣。但我认为，在此之后影响最大的还是后殖民主义，比如萨义德。80年代以后，所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都成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走向，我们可以理解这是由于全球化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所造成的，它使文化研究也成了全球性的一种运动。由于文化研究对后殖民主义的输入，使现在许多人对世界的文化权力非常感兴趣，许多过去做文化研究的人现在转向了后殖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