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

      近年来，社会各界保护传统节日的呼声日高。政府有关部门对此也非常重视，多次召集各方专家学者进行商议。各家各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本文试图运用欧洲文化学界在最近十多年来推出的有关文化记忆的理论，阐述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中所担负的文化传承与文化中介的特殊功能，并提出一些保护和利用节日文化遗产的具体建议。

      一、节日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

      在秋天的德国花园里，人们常可看到一些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把捡来的核桃搬运到某一个地方，意在留备日后享用，然而几天之后它们便会把这个所在忘得一干二净，把辛辛苦苦搬运回来的核桃白送给来园中玩耍的儿童们。这是因为动物还没有像人类那样，学会用符号或者仪式来帮助记忆行为。当然，人类的记忆能力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比如我们对自己婴幼儿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几乎一无所知，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语言的习得和思维方式的训练，记忆的习惯才慢慢地形成了。

      与个人记忆相对应的是集体记忆。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民族、宗族还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往往也和个人一样，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回忆和记忆的能力。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这个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所要问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1]，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它在时间结构上具有绝对性，往往可以一直回溯到远古，而不受一般局限于三四代之内的世代记忆(Generationsgechtnis)的限制。在交流形式上，文化记忆所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与仪式相关的”(rituelle Kohrenz)和“与文字相关的”(schriftliche Kohrenz)两大类别。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①

      如表1所示，文化记忆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档案与历史、学堂教育、庆典活动、纪念性建筑物等。

      

      档案和历史记录所凭据的主要是文字这种媒体，传统的学校教育也大多以文本为工具，而纪念性的建筑物比如像纪念馆、塑像或者石碑之类，同样必须依靠文字（如题名、铭文或者纪念册）来传达其意义。在阿斯曼的理论体系中，文字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受到了欧洲古典学术的影响，即把文字和文本的产生以及读写教育的普及程度看成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轴心时代”(Achsenzeit)观点②的痕迹。与雅氏把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划分为“氏族／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两大阶段类似，阿斯曼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按照其记忆方式的不同而划分为“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种。[2](P72-74)无文字社会的文化记忆完全依靠仪式行为，一旦文字产生之后，仪式作为记忆媒体的功能就逐渐被文字和文本所代替。从功能特征来看，仪式是现场的、直接的，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需要通过人们的亲身参与才能达到文化中介的目的，而文字则是超越时空的、可直接亦可间接使用的传媒工具。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为研究文化的内部传承与交流方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构架。目前，一批德国学者正致力于扩充和完备这一理论体系。除了试图运用该理论分析一些古代文明的兴衰史之外③，海德堡大学的60多名学者在获得德国学术研究联合会的巨额经济资助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以“仪式动力”(ritualdynamik)为主题的特别研究队伍，其出发点就在于纠正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重“文”轻“礼”的倾向，强调仪式在文化记忆功能机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由文字形成的文本文献只有在仪式化之后才能发挥集体记忆的功效：书本知识需要学习传授和反复朗诵才能嵌入大脑；纪念性的建筑物如果不举行定期的庆典仪式（如奠基礼、揭幕礼、定期的拜谒等），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心和注目；管束人们思想行为的经典文本，也必须将其内容转化为可见可感的仪式规范之后才能发生作用。总之，仪式对于一种文化的意义，远远大于我们迄今为止的认识。它不仅和文本相辅相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具备了超越和驾驭文本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在视听文化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庆典仪式已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而是可以通过电视转播和录像等形式达到比文字文本更大的公开性、更广的传播空间和更加机动灵活的时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