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4-0001-04 当今“原生态民俗”的呼声很高，继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之后，张艺谋相继推出了《印象刘三姐》、《丽江景象》。前不久，云南还精心打造了一部《云岭天籁》，作为《云南映象》的姐妹篇，这引起了专家的关注。专家们认为，《云岭天籁》体现了云南各民族原生态音乐的要素，但不直接来自田间地头，进行了很好的艺术创作，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需求。这些话语委婉地表达出了一个意思，即《云南映象》也好，《印象刘三姐》也罢，都不是原生态的作品。它们只是吸取了原生态元素加以创新的作品，创造得好，也不失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佳作。 春节习俗也是这样，从送灶神入年关开始，迎神祭祖、行花街、守岁、贴春联、接财神、放鞭炮、拜年，到出年关、行开耕礼、办庙会、闹元宵、舞龙舞狮，再到出春色、玩飘色（抬阁）等游艺活动，传承千年，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就说北京的东岳庙会吧，自复办以来，年年都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不断地为社会和民众所认同。这里边哪些是传统的、原生态的，哪些是仿造的二手民俗(Folklorismus)，哪些是伪民俗(Fakelore)，实在是难分难解，其中不少事象都是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其中蕴涵着祝颂、避邪、祈年、庆丰、娱乐等多种意义，与戏台上做给别人看的不一样。当然，也有些掺杂了演艺和商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观光旅游人士的怀旧心理和娱乐需求而设置的，但大的时空氛围没变。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春节都是我们采集民俗的广阔田野。 一、一个模糊的概念演绎的世纪是非 民俗主义(Folklorismus)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由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塞尔(Hans Moser)提出以来，虽然也热了一阵，后来追随者也不多，但却波及了欧美、日本乃至我国民俗学界，至今仍然有人在此桎梏中挣扎，并提出了重构这一理论体系的问题。以至2004年西村真志叶、岳永逸在《民俗学主义的兴起、普及以及影响》一文中还提出：“作为当今世界民俗学发展的潮流之一，民俗主义不但能冲击大部分中国民俗学者仍然固守传统的民俗学观念，激发对民俗的思考，使民俗学者正视当今社会现实，从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民俗学仍故步自封的局面，改变建构与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断裂和凝望。”[1]其实，这些问题在20世纪的讨论中均已涉及。莫塞尔关于“民俗主义”的本义是指，为了商业或政治的目的，对某种民俗文化传统模式加以演绎和再造。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二手民俗”，或者叫做“演绎民俗”。只有这样，才能解析数十年来不断产生的新的节日习俗。目前，不单是我国，欧美、日本，甚至德国本身依然有部分学者在批判所谓的“伪民俗”。由于他们把“伪民俗”和“仿民俗”混为一谈（英文Fakelore的中文注释就是“伪民俗”、“仿民俗”），因而醉心于想象中的所谓“原生态的民俗”。20世纪人们认为苏格兰的《欧西安诗集》、芬兰的《卡列瓦拉》和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的童话》全都是打着民间传说的旗号，假造和合成出来的，是伪民俗的范例。笔者曾于1997年到过格林的故乡卡什，参观了格林兄弟纪念馆，并在那童话世界般的自然环境中体味它的诗意。我想，每个到过那里的人都会承认，《格林童话》反映了那里的真实。假造也好，合成也好，它不愧为一部成功的作品。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伪”和“仿”之间。“伪”，指子虚乌有的；“仿”，原有个坯，依样画葫芦，甚至添枝加叶。这都是“民俗主义”的概念不够严谨引起的。有“二手民俗”是否还有“三手民俗”？“三手民俗”、“四手民俗”，人人都可创造的民俗，恐怕就是“伪民俗”了吧！钟敬文先生在谈到民间故事整理的忠实性问题时也说：“如果一般的记录者，都有权凭自己的意志、才能去自由地改变民间文学作品，那么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价值一定要丧失了。”[2]那是从研究的角度而言的。此前人们对《格林童话》等的责难，也多从这一观点出发。尽管当时已经有人指出，民俗发展的历史也是个制造的过程，与其先入为主地把伪民俗看做不纯不实之物加以抵制，不如用民俗学方法来研究它。因为民俗不仅仅是一种僵死的遗留物，也是活生生的艺术。它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使旧俗得以翻新，得以传承[3]。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活化民俗遗产，培养传人，使之代代相传的问题。但也有人担心，在当代社会中，以观光为目的而活用传统民俗，意味着传统民俗可能因为观光客的喜好而改变。事实也是那样，日本人在不断创制新的“祭礼”，传统文化底蕴薄的美国更是发明许多节目，以表现国民的自我认同。日本人按柳田的《远野物语》打造了许多故事的场景和绿色生态的场面，企图给人构建一幅“故乡印象”的画图。这与当前我国热卖的《云南映象》、《印象刘三姐》十分相似，而且这股模仿、抄袭之风还在蔓延。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提出的“文化立国论”，其社会背景和我国当前的情况也如出一辙。我国经济经历了近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不少地方也提出了“文化立市”、打造“文化大省”的口号，加大了文化的投入，创办了文化产业，推动了文化经济和经济文化的理念的创新和发展。但愿各界在文化政策上莫把“文化”一词用滥甚至用歪了。 一个模糊的概念引发的世纪纷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结论。这正好说明，在现代社会中，辨别民俗的真伪并不重要。传统的“真”民俗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很容易就沦为“民俗主义”（二手民俗），而“伪”民俗经过包装，也会得到族群的认同而转化为“真”民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广东人新春舞狮子，沿街逐家挨户采青，“瑞狮临门”，欢乐吉祥。主人家自然高兴，都把“利市”悬在“青”中，犒赏采者，习以成俗。近年有些外来游民看到此举有利可图，纠集三五同伙，举着个烂狮头胡乱起舞，以此来讨“利市”。新春喜庆之日，为了不惹麻烦，主人也给个小红包打发了事。这算真民俗还是伪民俗？还有广州人年初一凌晨接财神，有时迎来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他在人们举案接财神的时刻应声而出，高喊着“财神到”飞跑而来，送你一纸吉利的单语，讨些赏钱而去。不了解此俗的人误认为广州人奉乞丐为财神。据说外省真有些地方奉乞丐为财神的，不知是否为此俗误传的结果。哪些是原生态的？哪些是衍生的？说不清了。在春节民俗的大舞台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北京东岳庙会复办以来，内容不断拓展，事象不断更新。从福路的修设，祈福区的装饰，都透射出民俗变迁的信息。在民俗展区内，精巧的小戏台、仿古商亭、花轿、敞车、大红灯笼等，大多是仿造的。如果按照民俗主义的理念，这些都是二手民俗，但它决不是“伪”的，是Fakelore所不可涵盖的。在2006年12月召开的春节文化庙会研究会上，宋兆麟先生说在庙会追求创新的基础上，还要以传统为根，深入挖掘东岳庙会自身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刘铁梁先生提出，要打造庙会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节目要具有内在的文化逻辑；刘锡诚先生认为，庙会需要新的文化阐述，这才会体现时代的变异和生生不息。 可见，专家们对民俗活动的与时俱进不但认可，而且提倡。只有守住根基，不断创新，民俗才能生生不息。 我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在Folklore和Fakelore之间创造一个新词，把伪民俗与仿民俗区别开来，不要在空洞的理论上多作争拗，大胆去享用琳琅满目的春节民俗！ 二、后现代社会对农耕文明的审视 春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不管是以冬至为岁首，还是以立春为岁首，都是从农事季节方面考虑的。“一年之计在于春”，古人在立春之日迎土牛、祭勾芒种、观拗春童、鞭春等，都是为了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人寿物丰。春节也是一年农事告一段落，秋收冬藏的季节。农夫辛劳一年，稍事休整，娱乐庆丰，感谢大自然的恩赐。这期间的一切民俗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大主题进行的。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送穷鬼，初四人乞米，初五神落天，初六嬲一日，初七寻春去，初八八不归，初九九皇诞，初十去打春，十一打仔回，十二搭灯棚，十三开灯
，十四灯火明，十五祈完灯，采青走百病。这一切都与祈福、庆丰、娱乐有关。审视这些民俗的含义及其发展、传承规律，都必须从农耕社会的实际出发。北方春节吃饺子，办龙牌会；岭南地方舞春牛，粤瑶胞年初二放牛出栏，开耕节。阳春人还到地里插禾花树，潮汕地区新春游大标，把丰收的果实挂在标杆上，还有些地方有赛大鹅、比肥鸡的习俗。这些习俗之所以得到长久流传，与民众对农耕社会的依恋有关。社会发展到今天，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而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可以说是跨入了工业文明的行列，但广大农村，特别是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应该说还是处于农耕文明或者说是半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农耕文化的层面上，农业生产的丰歉对人们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中下层人士（即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沿海大城市，文化精英也是少数），大部分人对农耕文明的习俗还是十分尊崇的。就说春节放鞭炮的习俗吧，流传了两千多年，十几年前许多大中城市开始禁放，但广大农村依然如故。不少城市禁而不绝，2006年北京终于开禁了，由禁放改为“限放”，不少城市跟着效仿。春节放假的问题也是那样，人大代表反复呼吁，春节放假从除夕开始。因为春节许多活动是从除夕开始的，迎神祭祖大部分在除夕进行，团年饭要准备，年宵品要采购。过去要守岁，现在不守岁要看“春晚”。广州人年晚要行花街，在外工作的人还要赶回家。还有许多琐碎的工作要做，如扫尘、蒸糕、包粽子、包饺子、贴春联等，实际上现在除夕虽未放假，人们已经自动放了。留守单位的人已无心工作，不如顺从民意，正式宣布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