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8月以来，针对巴勒斯坦武装激进分子接二连三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进行了多次军事打击，导致许多巴勒斯坦无辜平民死亡，巴以冲突逐步升级。2008年1月18日，以色列全面封锁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禁止所有货物和人员通过。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炸开加沙边境口岸拉法的隔离墙，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涌入埃及境内抢购食物和燃料等生活用品，导致加沙与埃及交界地带陷于混乱。对此，以色列工党主席巴拉克表示：“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相比，他更关心以色列的和平”①；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也发表讲话说：“由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连续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军将扩大对加沙的轰炸和打击，以迫使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停止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② 我们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在以色列政府中，无论是主张和平的左翼政党，还是中间派政党，目前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均保持强硬立场，说明右翼思潮在以色列影响广泛。 右翼思潮在以色列有很大影响的原因可追溯其历史。由于长期漂泊世界各地，客居他乡，并屡遭迫害，犹太人尤为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园，苦难的流散史和不幸遭遇也使犹太人形成一种“岛民心态”。建国后，犹太民族成为以色列的主体民族，长期战乱和动荡的环境更使这种心态具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和排他性。长期的战争环境使犹太人产生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与恐惧，使“岛民心态”更加凸显。右翼势力以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 一个人的阅历决定了他待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一个民族的经历同样也影响着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以色列右翼势力的生存土壤 从历史层面看，以色列右翼势力长期存在是犹太人长期居无定所、屡遭迫害的结果。回溯犹太人的流散史我们不难发现，犹太人不管是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还是生活在其他宗教信仰社会，即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都不时成为社会上一些人嫉妒、憎恨和迫害的对象。生活在非犹太人社会的犹太人还时常受到对居住国不忠诚的指责。1894年在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③ 即是一例。这一切使犹太人同化的梦想被打破，对民族家园的渴望日益强烈，也因此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推动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由于受到当时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中包含着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认为，犹太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与非犹太人融合，以保持犹太人优秀的种族属性；由于具有优秀种族特性的犹太人不能与其他民族融合，那么犹太人摆脱迫害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是犹太人的历史性权利，而它只能在其历史性的祖国才能实现。因此，当英国提出乌干达方案④ 时，遇到许多犹太人，特别是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的强烈反对，这使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走向了极端——民族扩张主义。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右翼势力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从宗教文化层面看，它也是犹太民族的特性和文化积淀使然。犹太文明已有4000多年历史，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生命力。这种力量来自于犹太文明的三大支柱：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以家庭为基础、犹太教会为核心的社团网络。犹太教是犹太文明的内核，是维系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强有力纽带，使犹太人在几千年流散生涯中顽强地维护着本民族和宗教的特性，也因此形成“岛民心态”，并成为右翼势力的思想渊源。《旧约》中关于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对以色列地域的描述、某些宗教遗迹和圣地对犹太人的吸引等因素，加之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随着以色列建国后自身实力的增长，一批激进的犹太人梦想重塑犹太国家往日的辉煌，走上了民族扩张主义的道路。就连代表左翼势力的工党在其执政初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也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政策，总理本·古里安因与主张和平的元老派副总理夏尔莫特政见不和，离开工党，另立新党拉菲党，后又组建国家党，并加入了右翼集团。这严重地削弱了工党的力量，给右翼势力在以色列政坛的崛起提供了发展空间。 从现实层面看，首先，长期的战争环境和不安定因素使犹太人产生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与恐惧。由于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长期悬而不决，致使以色列社会安全形势严峻，自杀性爆炸事件频发，民众对和平产生失望情绪。以色列政府支持对阿拉伯的暴力活动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据民意调查显示：52％的以色列年轻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正面临外部威胁，而30％，的人认为，这种威胁“是严峻的”⑤。在为生存而战的建国初期，以色列不择手段（这一点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解决了生存安全问题后，政府依然鼓励施暴。实际上以色列政府也对阿拉伯人采取了一系列暴力措施：从铁拳政策、暗杀、“定点清除”到屠村（戴尔亚辛、卡纳村等）⑥，激起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不断谴责。⑦ 以色列政府反对阿拉伯人的宣传对民众的影响和煽动性结果加深了犹阿两民族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敌对和相互仇视。一批极端激进的犹太人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甚至不惜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扩张领土，积极推行“大以色列”计划。其次，国家实力因素使然。以色列建国近60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这种实力地位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恶性膨胀，其负面结果就是要求更多的与实力地位相称的现实利益。再次，犹太极端组织的影响。在以色列也有一些极端右翼组织，如卡赫运动、希伯来人旅等，他们以穆斯林的活动地点为目标，几十年来在巴勒斯坦人居住区进行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并屡次阻挠以巴谈判。此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在解决阿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上，美国偏袒和支持以色列。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美国长期敌视巴解组织，长期拒绝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在联合国投票表决谴责以色列时，美国通常是投反对票。哈马斯上台执政后，美国又同以色列联手“封杀”哈马斯政府。美国的支持对以色列右翼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以色列政府也“向右转”，在被占领土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