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但无论是研究美国外交策略的学者还是政治家们都没有把宗教信仰太当真。从国际关系最初的不成文规则开始，在17世纪宗教便被视作政治的附属物。因此，正如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费波特所描述的，基本上“认为在影响国事的诸多因素中并没有宗教信仰”。 但在当今世界，就像社会学家皮特·博格所说的：“狂热的宗教信仰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远甚于从前。”博格是最早反对宗教世俗化理论的学者，世俗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教会渐至消亡。但实际上，过去的数十年中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在现代化步伐加快的时代里，信仰也远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是在人类各项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1979年伊朗什叶派革命中，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天主教所起的作用中，在“9·11”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正是宗教巨大的世界影响力。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析家和决策者仍然对宗教信仰的作用不甚明了。学者们现在开始重新考虑信仰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等诸多问题。但不幸的是，决策者们还远远落在其后，其中美国国家利益是主要阻碍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分析家和决策者其实已经完全注意到宗教的复苏，他们不过是把它视为美国外交策略上的问题。如此的关注会误入歧途。美国不应该把全球非世俗化看成是严格防御性质的，它是一个机会，但也同样是一个威胁。在许多世俗主义者看来，宗教理念及其维护者并不会不利于自由的进步，而是可以支撑与扩大自由秩序的建立与巩固。全球大部分范围内，宗教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此外，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民主主义仍要推进，那么保护宗教自由和利用其利益共同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数据显示，在宗教自由和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利益之间是具有高度相关性的。 因此，美国外交应该坚决将宗教自由的防御与扩张作为美国外交策略中的核心要素。这样做将会给予美国政府一个新的有力工具，以便在其他战略不起作用的时候继续推进自由秩序的建立并同时消灭极端主义的宗教基地组织。在11月总统选举的前一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便会迎来其10周年纪念。该法案规定推动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抑或是美国联邦政府，都没有将这一法案视作有力的政治工具——实际上，并非一个简单的人道主义标尺才能够扩充美国利益。一项宗教自由新政策的实施可以借助法律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发挥作用。但要达到长远的胜利还需要将当前的重点聚焦于反对宗教迫害和释放宗教囚犯上。一项行之有效的宗教自由政策还要在宗教权威和政府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在宗教理念如何合理合法地影响公共政策的问题上。 反世俗化运动及其不满 世界舞台上公众信仰的再现有着复杂的寓意。宗教既能够巩固也能够破坏自治政府的稳定性。它推动了政治改革和人权的进步，但也导致了非理性、迫害、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滋生。极端伊斯兰教也许握有主导权，但是宗教的重要性并不是由穆斯林国家或者穆斯林的犹太人聚居区所限制的。 宗教理念和维护者在俄罗斯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命运；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核能紧密相关；在拉丁美洲则影响着民主政治的稳固。甚至在将自己视作世俗化实验室的西欧，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复兴为内容的宗教也不会轻易消失。 世界充斥着宗教组织、宗教神学和宗教运动——并极大地影响着公众。这种状态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来自全球的民意测验显示了宗教联系的提升和对宗教领导人涉入政界的期盼。两位宗教人口统计专家——托德·约翰逊和戴维·巴赫特已经推断：根据人口统计的趋势和保守估计，在未来200年间世界上超过80％的人口将陆续与宗教发生联系。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它为基地组织提供了许多神学依据，在阿拉伯世界仍占据支配地位，并且已经向逊尼派区域输出。但是本·拉登和瓦哈比并不是威胁美国安全的“伊斯兰政党”的唯一特例。 在伊拉克，什叶派教义和领导人是决定伊拉克民主政治存在与否的主要因素。在伊朗的核心问题是宗教人士能否革新由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遗留的什叶派革命问题。而在整个中东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则越来越成为主要矛盾。 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宗教利用强大的政治势力打击一些向美国利益靠拢的国家。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代表伊斯兰教的论调，伊斯兰教滋生和培育了从赛义德·库特布到阿伊曼·扎瓦希里和本·拉登等激进分子，尽管它现在以一个民主政党的形式运作。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取得权力，把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推向以巴冲突的漩涡中心。真主党在黎巴嫩政治中跃居重要角色，即使它的经费来自于德黑兰并转而继续威胁以色列。 穆斯林世界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2007年土耳其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表明宗教政党无须转向狂热主义，它已成功地执政，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并发展成一种伊斯兰的执政哲学，其中包含了一些显著的自由元素。调查显示，土耳其人越来越信奉宗教，但同时也越来越反对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律法。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社会正极力抵制极端主义，为民权社会和民主政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研究机构“自由之家”认为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日渐成为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关注的焦点，但这两个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发展仍都较为微弱。每个国家的民主稳固都需要前沿性的发展。有趣的是，随着伊斯兰社会民主政体的参与，这一前景并未趋于渺茫，而是呈上升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