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语言建构主义① 都对语言比较关注。后结构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其理论中的本体分量相对更高，语言被认为本身就具有行事（performance）性，语言造就行动。② 后结构主义主要强调话语（discourse），强调文本和对文本的解构，把语言作为理解不同社会现实的起点，把社会世界作为一个文本来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解构作用。③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开始借助后结构主义理论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看文本过程和社会过程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及这种联系如何影响人们的言行。国际关系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借鉴主要体现在语言能够造就一定的话语，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和知识，使其常识化、社会化。本文重点研究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身份、对外政策和话语之间的理论关系及其对国际关系具体研究的方法指导，同时也希望为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语言、意义与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及其对意义的理解，认为语言本身具有结构性，尤其是语言本身体现出的差异性（differentiation）和相关性（linking）。语言可以形成话语，建构知识、常识和意义体系。 （一）后结构主义与语言 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基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要源于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结构主义的诞生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确立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本性和语言各成分间的关系。④ 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指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⑤ 他强调语言系统是由不同的结构层次构成的；在每个层次上人们能够确定相互对立的成分，每个层次上的单位基本相同，它们与其他成分联合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单位。雅各布逊1926年帮助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派，1929年第一次使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这一术语，把各种现象视为一个结构整体以进一步揭示系统的内在规律。⑥ 之后，列维—斯特劳斯（C.Claude Levi-Strauss）借助结构语言学进一步发展了结构主义方法，人们从对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它们的无意识结构的研究，重点研究词项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一般的语言规律。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968年出版了《结构主义》，指出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则组成的系统。一个结构的观念包含了三个关键的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规范性。 后结构主义被视为是从内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即用结构主义的某些论证来反对它自己，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哲学风格和一种写作方式，描述的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哲学反应，并指出了结构主义的不足之处。很快，后结构主义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 Francis Lyotard）、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J·博德里拉（J.Baudrilla）等人的作品中被作为典范而加以引用。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是对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一种哲学挑战，力图使结构、结构的系统性和传统科学非中心化，它批判结构主义形而上学的基础并把它向不同方向延伸，同时把结构主义对人文主义主体的批判作为中心成分加以保留。⑦ 如后结构主义强调自我的话语构造以及自我规范，其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方法或手段系列，比如考古学、谱系学和解构等。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的风格很重要，强调文本、文本相似、历史和文化分析，强调叙事理论和口述学，强调话语操作，重视文本性、权力、话语及其对话语主体的建构。 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具有建构性，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和认识论意义，在语言的表象之外没有真正意义。⑧ 客观事物、主观事物、自然事物、社会事物等正是通过语言的建构才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和身份。后结构主义并不否认物质因素的存在，而是认为它们需要通过语言实践嵌入到话语中来才会产生意义，否则即使它们存在，对这个世界也不起作用，也就谈不上意义。使这些物质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涉及行为体在话语面前的施动性。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并不仅仅像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所说的只是媒介工具，语言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语言的社会性表现在它不是一种个人特征，而是每个人为使自己能够被别人理解需要使用的一系列集体编码和惯例。这种社会性表明语言是把特殊的语音和物体连在一起，并使其社会化。⑨ 语言的政治性表现在语言是人们建构和再造某种主体性和身份的场所，同时把其他身份和主体性排除。从认识论角度讲，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相对结构，由于在本体上具有建构性，话语同时也具有认识论意义，即语言不仅代表了一种语言能力，也是一种由一系列相联系的符号构成的认识论。⑩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认识语言来认识世界。 语言本身具有结构性，语言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对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尤其是身份起重要作用。后结构主义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迪，同时也受福柯、德里达、朱丽娅·克里斯蒂瓦（Julie Kristeva）、欧内斯托·拉克洛（Ernesto Laclau）和昌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等人的影响。德里达主要是强调解构，强调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福柯强调知识和权力；拉克洛和穆芙强调话语与霸权。福柯强调话语的形成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归位的过程（dispersion），使某些事物、概念、声明、主题选择等成为一种常规事物（regularity），(11) 而德里达则认为语言是不同符号构成的体系，事物的意义不是由本身所形成的，而是一系列事物并列在一起通过比较、对比形成的。通过事物间的对比和话语的对比来突出某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更有价值，这也正体现了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如“恐怖主义”的意义和身份是通过和“自由的保卫者”的身份对比而形成的；“不发达国家”的意义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而形成的；“女人”的身份是通过和“男人”的身份对比而形成的。这些身份通常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除了这种结构性外，话语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内部会呈现出不稳定性。也正因如此，政治家们通常会努力使自己的某些话语稳定化，而逐渐排除其他的话语。语言的这些特点也把政治的施动性、话语的建构和再造功能以及话语所建构的身份提到了核心地位。就政治而言，政策性的话语建构问题、客观事物、主观事物，同时也建构出针对这些事物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