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反恐在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中均被提升至全新的高度。欧盟与东盟作为亚欧区域整合的两大典范，在全方位强化自身反恐措施的前提下，还尝试着进行所谓的“区域间”(Inter-Regional)、“集团间”(Bloc to Bloc)或“跨区域”(Trans-Regional)反恐合作。这不仅是双方关系日趋深化的重要标志，而且也为全球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模式。本文尝试对“9·11”事件后两者在反恐领域的合作现状作一探析和评价。 一 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最大的公害之一，这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大反恐”①的理念也愈发地深入人心。因此，欧盟和东盟——这两个代表区域整合与人类治理全新模式的一体化组织自然是责无旁贷。首先，从潜在层面来看，“9·11”事件后，“基地”等恐怖组织行动全球化的特征愈发明显，东南亚和欧洲正是其蔓延的两大首选“生存空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2001和2003年的两场“反恐”战争过后，在中亚和中东相继受挫的“基地”组织便将视线移至地缘环境复杂、行动成本偏低、伊斯兰文化氛围甚浓、社会痼疾颇多的东南亚，急于将该地区作为其机构及资金的后续藏匿地、中转站和采购点。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一些成员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对美国实行亦步亦趋式的政策，英国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不幸成为“9·11”后新一轮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事实上，“基地”组织跨国分支联络密切化的倾向已为欧洲和东南亚官方所证实：欧洲执法机构在长期跟踪调查后认为，被打散的“基地”组织在欧洲重新集结，并建立起严密的“格状网络”——在德国重点进行策划，在西班牙吸收援助资金，在英国招募成员，比利时及荷兰则成为其组织成员的中转地带。②反观东南亚，许多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均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中东，或在声援八十年代阿富汗战争时接受过“基地”组织的极端宗教思想和恐怖技能培训，他们往往在回到东南亚后继续接受“基地”组织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例如，本·拉登就曾与菲律宾阿布·萨耶夫组织创始人阿布杜贾拉克·詹贾拉结为至交，还派其内弟前往菲律宾培植“基地”势力。③而制造印尼巴厘岛爆炸案的“伊斯兰祈祷团”头目汗巴利被捕后供认，其许多成员也兼具“基地”成员的身份，两组织还曾多次联合策划并实施恐怖袭击。更有甚者，欧洲与东南亚的“基地”势力还企图直接建立跨区域恐怖联系。印尼政府所掌握的可靠情报显示，在苏拉维西曾存在一个“基地”组织训练营，其成员不仅包括了印尼人、泰国人，还包括不少欧洲人。④毋庸置疑，“军事训练营造就了集体身份认同与共同策略，‘基地’组织的跨国分支得以在雅加达到喀布尔、自杜尚别到汉堡的广袤地区运转起来。”⑤ 其次，从事实层面来看，“9·11”后恐怖主义的扩散、连接已经对欧盟及东盟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恩代尔斯及桑德勒两位学者指出：“恐怖分子的网络运作对全球化、技术精密化的世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目标的国家却各行其是，……恐怖集团间的通力合作与被袭击国间的各行其是形成了鲜明对比，恐怖分子恰恰利用了被袭击国政府的这一薄弱环节。”⑥例如，东南亚地区特别是马六甲海峡等战略性航道可谓是欧盟利益之所系，但该地区漫长的海岸线、庞杂分布的岛屿以及相对松懈的监管力度偏偏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2005年3月，东盟地区论坛召开的“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研讨会上发布的相关资料显示：全球一半的石油和近1/4的货物须经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运往世界各地。⑦然而令人担忧的是，“9·11”以来仅马六甲海峡发生的海盗恐怖袭击事件就高达全球数量的一半；⑧与此同时，由于恐怖主义机动性与残酷性等特征的作用，东南亚和欧洲频频发生的各类袭击已对双方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菲律宾阿布·萨耶夫极端分离组织曾于2000年4月在马来西亚一处旅游胜地将20名游客扣为人质，其中大多为东南亚人和欧洲人，⑨2002年印尼巴厘岛爆炸案中的罹难者也以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西方游客居多。而每次袭击所引发的股市汇率下跌、投资信心低迷、旅游涨势受挫、社会心理动荡等一系列“恐怖连锁综合症”的弊端则更加难以估量，这对致力于通过内部整合以消弭战事、谋求福祉的欧盟和东盟来说，不啻于一种巨大的挑衅与刺痛，因此双方完全有必要携手共同应对这一全球公害。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促使相互合作成为双方对抗恐怖主义的可行性路径呢？首要原因是冷战后欧盟和东盟总体关系发生的“量变”与“质变”。仅以双方商品贸易额这一项指标为例，欧盟对东盟的商品出口额就从1980年的70亿欧元升至1990年的180亿欧元，进而又增至2002年的390亿欧元，商品进口额也相应由1980年的70亿欧元激增至1990年的190亿欧元和2002年的610亿欧元，⑩双方商品的进出口额均以超过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此外，双方合作与对话的范围也由最初的商品、关税、技术转让逐步扩展至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等多重领域……以上种种“量变”最终促成了双方关系的“质变”：虽然欧盟较之东盟仍处于双方关系的强势地位，但昔日施教与从属的不平等关系已被较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所代替。双方在推进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实现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战略性议题上密切配合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这无疑为“9·11”后双方适时开展以反恐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奠定了有利的战略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