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51-07 前言 二战后，美国将多边主义作为根本性原则重建世界秩序，在全球、西欧以及大西洋两岸积极建立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多边经济、政治与安全制度。美国拒绝与西欧国家建立双边联盟，而是竭力构建以北约为核心的集体防务体系。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双边同盟体系。冷战时期前苏联曾经两次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某种多边安全组织，美国对此怀有深深的疑虑，认为苏联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②美国反对任何可能削弱现存同盟安排的多边主义，而是倡导专门性或灵活性的多边主义，由冲突的主体方围绕特定问题进行合作，而美国则扮演“平衡者”的角色。③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提出在地区成员国间展开多边对话，以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国提出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逐步削减其在亚太的军队部署。②尽管韩国随后也提出类似的建议，然而冷战的两极对抗结构使多边对话难以实现。 冷战的结束释放了亚太地区潜藏已久的多边冲动和潜能，经济、政治、安全与社会领域的地区联系纷纷得以建立发展。冷战结束后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亚太地区已经建立和发展了各种规模和层次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复杂的多边安全网络。 在东南亚，由东盟国家创设和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涵盖了几乎整个亚太地区，而且延伸至欧洲等地区，是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发源地。在东北亚，旨在处理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属于功能性导向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望形成机制化结构。这两个政府间性质的多边安全安排可以看成是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地缘支轴，起着统领和整合亚太多边安全进程的重要作用。在该网络的外围部分，聚集着诸多“第二轨道”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北亚地区合作对话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建立措施会议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相互交流与协作促进彼此间理解与信任，并通常承担着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与建议。除此之外，亚太地区还存在跨地区的亚欧会议(ASEM)，各种少边主义(minilateralism)安全安排，如美日俄安全对话、中美日安全对话等，以及中亚地区的各种多边安全安排，包括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它们在内与外两个向度上扩展了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范围与厚度。 冷战后的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是一股新的安全力量，冲击着几乎所有的亚太地区行为体。它们不但需要对原有的安全政策与行为进行调整，而且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学习，以习惯于新的安全合作理念与方式。由于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是以本土化的方式发展，亚太国家在融入过程中比较能够适应这些理念与方式。而且，在各种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中，每个参与行为体无论强弱和大小都能够获得同等的发言权和享受一样的地位与待遇，这对于基本上都遭受过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历史经历的亚太国家而言意义非同寻常。 但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向来习惯于以一对一方式进行安全合作，即便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放弃双边同盟体系。美国的一贯说法是，前沿军事部署和双边防务安排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其他任何形式的安全安排都不能取代它们。而且，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它在亚太地区的单极领导地位，防止出现任何挑战美国力量的国家或集团组织。 显然，亚太地区出现的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不但对美国的安全存在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而且直接影响到它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得不在理念、政策与行为上进行调整，以应对这些挑战。 挑战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在亚洲的地区利益与关切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继续维持地缘政治均势和充当诚实的掮客外，美国还必须消除各种不确定性。④美国虽然对前沿军事部署和双边同盟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正如现实所表明的那样，武力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不确定性问题。 相比之下，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构架虽然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但可以通过促进信任措施的建立、提高防务透明度和开展安全对话活动等起到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并使其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的作用。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表示，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对于减少南海紧张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促使各方行为体中止了单边行为而开始重视进行外交方面的活动。⑤1998年美国的《亚太战略报告》认为，东盟在处理南海问题上有出色表现。⑥36 但是对美国而言，这里存在着一种悖论或者说困境。美国为了应对各种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不得不同意和支持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但一旦它介入进来，它事实上是被纳入了多边进程之中，对它构成了不少挑战。 挑战之一：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美国认识到，多边对话与讨论可以加强地区信任，促进成员间关系的友好发展，从而缓解美国的战略压力。虽然美国对诸如对话讨论、协商一致、自愿遵守这类工作方式感到不满意，而且经常抱怨最终形成的解决措施不够得力和有效，但是美国既不能随意决定和主导多边安全进程，也不大可能轻易从中退出来。除了出于道德权威和声誉的考虑外，美国还担心一旦被排斥在外，将失去对参与和决定地区安全事务的机会。美国所能做的只是继续参与和支持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尽可能利用自身影响力对其他行为体进行规劝或施压。美国所强调和推崇的行动自由在多边框架内受到制约，这与其单边主义冲动和效用最大化主义发生了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