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务外交(Commercial Diplomacy)成为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的形成，既是亚洲经济崛起和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软实力增强以及与此相应的贸易政策和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进一步提升的必然结果。本文首先追溯了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提出的背景，分析了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利益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从贸易政策框架机制的视角，研究了美国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①“双管齐下”的商务外交策略，并重点分析美国与亚洲主要大国中、日、印的商务外交策略。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不仅给其带来以贸易扩张和海外市场扩大为主要特征的商务利益，而且促进了美国与亚洲各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提升。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明确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提出的动因及其主要内容，为解读中美关系走向和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策略提供借鉴。 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提出的背景 美国关于商务外交的专门研究始于1996年。面对亚洲的崛起，作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库，美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当年组织了一个研究“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American Commercial Diplomacy in Asia)的独立专家小组，旨在探讨商务外交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未来发展趋势。1998年，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商务外交宽泛的含义包括美国为了实现其国际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实体进行的扩大或减少商务合作的任何行动。”②显然，这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取向对商务外交做出的一个描述性定义，它把所有的商务活动都赋予了外交的内涵，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一脉相承。 在国际政策研究(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IPS)领域，商务外交被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与商务的交融，是一种致力于影响外国政府制定和调整其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决策外交，其目的在于对能够主导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外国政府的政策和管理决策施加影响”。③这一定义更加突出了一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在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的外交影响和作用。 在外交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最早使用“商务外交”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把“商务外交”作为其实施贸易政策的“杠杆”之一，与其代表政府在全球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目标时一贯使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杠杆”相提并论。④但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外交和贸易外交，商务外交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一般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还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在世界贸易框架体系下国别贸易政策与全球贸易规制的相互影响等。 如果把商务外交置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下，那么，商务外交从内涵上可以概括为，一国政府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商务合作的制衡效应来实现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目标的活动的总称。在外延上，商务外交则既包括国际上主体国家间的商务外交活动，也包括在一国国内，政府、立法者与利益集团和企业间在与贸易和投资等有关的政策形成中的多重博弈，这可以看作是商务外交在国内的延伸，因为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虽看似国内的立法过程，但一旦颁布实施就会影响到外国政府、利益集团和企业。⑤正如普特曼(Robert Putman)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理论所阐明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都在进行双层博弈，在第一个层次(Level Ⅰ)的博弈上，他们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谈判以寻求本国利益在国际上的实现；与此同时，在第二个层次(Level Ⅱ)的博弈上，他们还必须寻求实现国内的政治平衡，而任何一个层次的博弈都会影响另一个层次的博弈。因此，“只要各国是相互依赖的主权国家，任何国家的决策者都不能忽视双层博弈的任何一个层次。”⑥商务外交的概念恰当地描述了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中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战略的交融，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并发展成为研究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崭新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亚洲在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逐步调整其在亚洲的外交策略，突出推行以贸易政治为核心的商务外交策略。近年来，随着单极时代的结束和多极时代的到来，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形成，美国进一步提升了亚洲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并通过积极促进与亚洲各国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巩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通过商务外交策略实现其在亚洲的商务利益、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 影响美国在亚洲商务外交策略的主要利益分析 亚洲的崛起使其在美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安全、机遇和自由。⑦这三大目标分别和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商务利益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 首先，美国在亚洲具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对亚洲的核武器控制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安全战略目标，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和中东问题都是美国国防和国家战略筹划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崛起、日本经济的衰退、美国经济对亚洲经济增长依存度的提高等也是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制衡因素。在安全战略问题上，美国把亚洲国家按照盟国和非盟国的标准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确定为其亚洲主要同盟国，并把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逐渐升级。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的同盟国家必须是那些与美国在民主政治、开放市场、依法行事和人权方面有同样理念的国家。这是美国的全球利益在亚洲实现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