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4-0065-08 一、宗教是引起冲突的重要因素 南亚地区冲突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领土、资源、语言、种姓、民族、宗教、政治、经济、殖民征服、军事侵略及大国干预等。这些因素既有外来的，比如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分而治之”策略导致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教派冲突；也有内在的，比如印巴分治之初，两国都有因语言问题引发的各种群众运动和冲突。按照矛盾论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源和动力。南亚社会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是产生冲突之根源，而在这个宗教渗透力和影响力都极为强大的地区，宗教是引发冲突的最为突出的因素。 克什米尔冲突是南亚地区最激烈和最持久的冲突，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60年来，印巴两国因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三次战争和一次准战争（即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虽然国际社会曾干预过，印巴两国也就此举行过多轮谈判，但目前仍无和平迹象，而且克什米尔实控线两侧的渗透和反渗透、恐怖和反恐怖活动持续不断，暴力袭击不断发生，双方军队的所谓擦枪走火更是习以为常。 克什米尔冲突的难解，不仅因为它是领土的争夺、军事的较量和政治意志的比拼，更涉及深层的宗教问题。宗教矛盾对冲突的形成及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而这种矛盾既有其历史根源，也与印巴两国的内部政治状况有关。 克什米尔问题是英国殖民者在撤离次大陆前以宗教为基础分治印巴的结果。1846年，英国殖民者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卖给印度教徒古拉布·辛格（Gulab Singh）后，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间的矛盾冲突开始加剧。1947年殖民者撤离前通过的《蒙巴顿方案》及《印度独立法》则使印穆双方形成对抗局面。两者原则上接受穆斯林联盟的“两个民族”理论①，同意将英属印度分为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自治领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自治领，并指出克什米尔等500多个土邦有权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自治领，或成为独立国家。② 其中克什米尔是最大的土邦，其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印度在争夺克什米尔时动手早，成功地争取到信仰印度教的克什米尔大君签署《加入协定》。由于当时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占77％，因而巴基斯坦拒绝接受大君的选择，坚持宗教分治原则，并要求按照朱纳格土邦的先例② 由克什米尔人民公决其未来。双方冲突由此产生，并很快发展成两个新生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3／5的土地和3／4的人口，其余部分由巴基斯坦控制。 自此，由印巴的争夺所导致的克什米尔冲突开始加剧，而宗教矛盾则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首先，政治失败激化了宗教矛盾。虽然印度在法律上给予了克什米尔特殊的自治地位，但新德里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一直不放心。特别是在印巴对抗的背景下，印度始终忧虑难消，因而不断加强对克什米尔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第一次印巴战争后，印度在政治上开始逐步削弱克什米尔的自治权，以加速其与印度联邦的政治整合，在军事上，则大量抽调非本地、非穆斯林的军队进驻克什米尔，甚至以其取代本地警察维持治安。进驻克什米尔的军队包括中央警察后备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边界安全部队（Border Security Force）、印藏边界警察（Indo- Tibetan Border Police）及国家步枪队（Rashtriya Rifles）等，他们多来自印度东北及旁遮普地区，有着丰富的边界游击战和反恐经验。但印度的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阶段性的失误。第一阶段是1953—1975年，以首次关押谢赫·阿布杜拉开始，到1975年最后释放为止。在这一时期，印度一方面长期囚禁有独立倾向的谢赫，另一方面逐步削弱克什米尔的自治权，试图使其成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从1984年解散法鲁克·阿布杜拉政府开始，到1996年结束“总统治理”为止。印度联邦政府为完全控制克什米尔，用尽政治手段，国大党还越俎代庖，长期垄断克什米尔在联邦人民院的6个议席，完全中断了克什米尔的民主程序。这种做法激起了克什米尔穆斯林民众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扶持亲信、国大党插手选举是印度教徒在对穆斯林搞直接统治，因而走上了武装反抗甚至独立的道路。 此外，印度联邦政府对克什米尔的经济发展始终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当地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经济指标，如生产总值、木材和手工艺品出口、人均收入等都呈急剧下降趋势，同时失业率大幅上升。大量穆斯林青年或从世俗学校转向宗教学校，或从课堂走向街头，成为反印的主力。 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宗教政党和机构则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他们在动员、组织和领导穆斯林的反抗运动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伊斯兰复兴浪潮影响下，克什米尔涌现了一批新的伊斯兰宗教政党，包括自由阵线（Mahaz- e- Azadi）、伊斯兰学联（Islamic Students' League）及伊斯兰研究会（Islamic Study Circle）等。这些组织一度集中在“穆斯林联合阵线”（Muslim United Front）麾下，并积极参加了1987年的议会选举。选举败北，其领导人和活跃分子多遭逮捕。政治上遭受挫折后，他们开始利用清真寺动员群众。一时间，克什米尔的清真寺成了反印堡垒，宣礼楼里传出的是成千上万人要“自由”的呐喊。1988年后，武装反抗运动开始成为主流，“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则成为反抗运动的新的领导者，他们利用伊斯兰教广泛号召和动员民众。他们对印度教徒、政治领导、军情人员、办公大楼、军营、警察局、公共汽车等目标发起恐怖袭击。1989年，该组织绑架了内务部长穆夫迪·穆罕默德·赛义德的女儿，从而导致了联邦政府在克什米尔的大规模军事报复行动。1990年3月，该组织在一苏非圣地举行30万人的集体宣誓，要为“自决”战斗到底。1993年后，“各党自由会议”（All Party Hurriyat Conference）成了克什米尔穆斯林民意的新代表，该组织与巴基斯坦在举行全民公决这点上立场一致。它旗下的二三十个成员中，既有谋求独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也包括亲巴的克什米尔伊斯兰促进会和穆斯林会议，还包括圣战者党（Hizbul Mujahideen）等武装组织。这种多元组合使得他们的斗争策略也较灵活，既搞武装斗争也搞政治斗争，既打也谈。从2000年起，该组织几次主动停火，与联邦政府举行会谈，但都因在接纳巴基斯坦为第三方、允许该组织访问巴基斯坦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欢而散或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