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8）07－0067－05 一 绪论 一种稳固的国际体系在二战后逐渐形成，并随着冷战的结束及当代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化而日益巩固。但是，体系内部却存在着深刻的经济不平等及剥削关系，人们对国际体系的怨愤以及批评与日俱增。一般观点认为，体系内遭受剥削最严重而又最为贫困的部分，其抗议的呼声最高。其实不然，这种观点忽视了体系内极为重要的社会基础问题。由于国际体系是建立在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上，故最主要的抗议形式是社会批判，是对现行的国际体系及结构提出的深刻质疑。然而，许多西方学者仍以西方的政治及哲学观念对这类批判进行诠释与评论。他们以康德个人权利说以及黑格尔集体主义学说构建出一套伦理规范，以自由经济及民主的范式构建出一套政治规范。通过这两种规范的视阈，将世界纳入西方的概念图谱，社会批判的锋芒便在这一概念图景中被渐渐消解。 可以说，对现行国际体系批判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这套西方的伦理规范被推崇成所谓“普世价值”，其政治规范被推崇为国际行为的唯一准则以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唯一标准。这种福山“历史终结”式观念的实质是对其他文明范式的排斥。相比之下，源于非西方文明的各种范式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排他性，也没有将自身的体系封闭起来。非西方的文明范式是在长期复杂的思想发展基础之上孕育出的精神之花，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伦理及政治规范。非西方价值观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界主流的排斥，这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缺陷。可以说，当代国际政治已进入了规范之争。 尽管少数西方学者及政治人物承认不同规范存在之事实，但也只局限于表层上的了解以及对这些规范方法论上的认识而已，而在更重要的理论层面上，非西方价值观依旧被严重地忽视与误解。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许多西方学者无法接受不同的文明用不同的途径认知世界这一理念，也不接受不同的语言有独特的认知意义这一事实。即使非西方价值观偶尔在某种程度上被接纳，并得到进一步的探讨，他们也认为这些价值观中的理性成分只能从杂乱无章、带有异国情调的逻辑结构中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非西方文明的理性因素，认为只有欧洲文明才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 自从弗洛伊德开创了一个非理性的时代，揭示了人类在与外部理性世界的互动中企图为非理性的冲动建立某种秩序，人们便常常以此来解释国际冲突。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民族神话的框架下研究社会的个体，对弗洛伊德的所谓“返祖”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① 他用压抑的历史记忆及在心灵中重铸新世界的图景来解释巴尔干地区的国际局势，他认为，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是出于要告别历史，重启新纪元的心理需求，而卢旺达胡图族大开杀戒、津巴布韦强行推行土地国有化都受到类似心理动因的驱使。然而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除了证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并存之外，丝毫无助于理解非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内涵，更无助于解析非西方社会中某些惨烈的现实。这种分析反而强化了西方对非西方社会中政治行为的所谓“非理性”倾向的偏见。简言之，以西方伦理政治规范为横坐标，以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为纵坐标看世界，构成了现行国际体系最大的弊病。 二 谁的文明秩序？ 老布什发动的第一场海湾战争是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的，对公众的交代也说这是捍卫国家主权之战。然而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事件却被御用文人以黑格尔式的历史胜利而津津乐道。在黑格尔历史观的凯旋大合唱中，战争、法律及哲学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三部曲。而小布什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则是非法的，不但侵犯他国主权，也没有受到任何哲学道义上的支撑。这场战争仅仅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性表现及对在军事上“全方位掌控世界”的狂热追求。“我们拥有技术，那就让我们用技术主宰世界。”这是美国世贸大厦被炸后的报复心理与新保守主义以及技术优势相结合的产儿，它强化了美国凌驾于法律之上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和狂妄自大的色彩。 事实上，在此之前，学术界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先是塞缪尔·亨廷顿对美国可能遭受的袭击及其后果做出了预言，然后是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② 为抛开法律使用暴力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在大谈西方司法豁免权及确保西方绝对优势的时代，学术界高谈阔论着西方价值观是如何优越于非西方价值观。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新信条如此深思熟虑的注解只能说明思想领域也已经唯我独尊，对不同观念持排斥的态度。③ 在实践层面，思想的贫乏与技术的成熟成反比。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首先，恐怖主义者对美国的袭击表现出高度的科技理性：他们依赖于飞机及电子通信，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斗方式；并以敌人的技术袭击敌人的腹地。其次，尽管小布什阵营不乏亨廷顿及卡根式的人物，但小布什本人则代表美国腹地中虔诚而又单纯的笃信宗教地区的美国人。如果说御用文人著书立说，国防部长执行军事信条，新保守主义者描绘唯我独尊的世界蓝图，那么，总统本人则是在虔诚地祈祷，希冀上帝能以正义之光照亮自己坎坷的前程，相信自己即便走到“死亡之谷的谷底”，上帝也能引领他前行。出人意料的是，2003年，布什竟向一个巴勒斯坦代表团坦承了这点。原教旨主义就存活于现代文明的心脏，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双方都视对手为妖魔，并毫无自我反省之意，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对称。 笔者（斯蒂芬·陈）曾多次指出，文明的冲突并不存在。④ 同样，普世性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也是不存在的。真正需要的是耐心地寻求道德规范的共性以促进相互尊重、宽容与合作。⑤ 这并不等于说文明的共性源于共同的哲学、伦理体系或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而最重要的是尊重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与美德和悲悯有关，而这些价值观也许会成为文明共性的起点。名誉问题及选择死亡的自由也是价值观的体现，不应借普世价值之名而置之不理。⑥美国的外交政策显然误读了这些标志，亵渎了前者且低估了后者。后者则反过来困扰着美国。但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片面的攻击，也缩小了不同价值观中向善的共性基础。不应只是挖掘美国观念中最糟糕的东西，然后对美国价值观加以简单化地歪曲。可惜的是，美国对自己眼中的敌人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在双方争斗中，唯一的牺牲品就可能是真正的“普世价值”。片面诋毁对方价值观，使用尖端科技和军事手段打击对方正是思想极端性的显现和暴露。思想简单化和技术复杂化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怪圈。双方都强调其善之本源的纯正，以显示其价值观之高尚，特别是那些被曲解的部分。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本应净化人们的行为，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高尚的思想竟沦为廉价的政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