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化”是当前欧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过学者们长期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欧洲化”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议程，受到广泛瞩目。然而对于这一概念本身，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随着“欧洲化”的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容易和已有的其他概念相混淆；另一方面，出于研究的需要，该概念还存在过度使用的危险。为了深化对“欧洲化”的研究，本文将在分析“欧洲化”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争论焦点的基础上，探讨其定义和概念框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欧洲化”概念产生的理论背景 “欧洲化”一词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流行主要源于学者们对欧洲一体化是否和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这一问题的兴趣。理论上，“欧洲化”属于彼得·古拉维奇（Peter Gourevitch）所说的“颠倒的第二意象”，即国内政治的国际来源问题。① 古拉维奇指出，国内结构常被用作解释外交政策的变量，但是反过来我们也需要探讨国内结构中来自于国际体系的那些内容。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也是其原因。经济关系和军事压力，从政策制定到政治模式都对整套的国内行为做出了限制。② “欧洲化”关注的不是传统的欧洲层面的一体化现象，而是更为复杂的国内层面的变化，人们确信这些变化主要源自欧洲一体化（国际因素）。 “国内政治因素”在传统的一体化理论中曾被多次提到。新功能主义认为，国内和跨国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动机，推动国家参与欧洲一体化，从而促成了一体化的功能性发展。③ 莫劳夫奇克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把国内因素纳入其宏大的理论框架之中。他指出，国家偏好主要是由国内因素（特别是经济利益集团）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国家的偏好和利益，而国家又根据这些偏好和利益在欧洲层面展开国家间谈判和讨价还价。他认为，欧洲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几次重大的谈判来制定条约并得以发展的。④ 而多层治理理论把国内层面视为多层治理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认为欧盟作为一个多层治理体系在欧洲、国家和地区层次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通过它们的合作（相互依赖、功能互补等）达到善治的目的。然而，传统的一体化理论大多从“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角度（从国内层面到欧洲层面）来研究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并没有考虑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对成员国的国内结构具有的“反馈效应”（feedback）。因为欧洲层面的条约一旦签订，成员国就面临着履行这些法律条文的义务问题，这势必要求它们为此进行国内的适应和调整。一体化带来的国内影响这一问题在传统的一体化理论研究中是缺失的，而“欧洲化”概念的出现和研究议程的发展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白。 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Caporaso）从一体化理论发展的角度对“欧洲化”概念的起源作出了解释。他认为，“欧洲化”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体化理论自身内在变化的结果，“欧洲化”的观念内源于一体化理论的演进。他通过划分一体化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来展示“欧洲化”是如何成为一体化理论的逻辑产物的。⑤ 他指出，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被“自下而上”（从成员国到区域组织）的思考所主导，例如哈斯的新功能主义。因为当时的欧洲主要是一个分权化平衡（decentralized balance）的权力体系。第一波欧洲一体化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聚焦于各个部分（国家、国内社会和跨国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些部分如何形成一个整体；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洲一体化进入第二个阶段：欧共体权力日益增大，与成员国利益时有冲突，其日常运作已经不需要成员国的发起。欧洲被日益制度化，其议题广泛，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政体，学者们能用多数的国内体系特征（特别是比较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它。所以那时的一体化研究主要围绕欧盟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等问题展开；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欧洲一体化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该阶段主要以“欧洲化”概念及其研究为核心。 卡普拉索曾在一篇作于1996年的、颇有影响的文章《欧盟和国家模式：威斯特法利亚、规制或后现代？》中指出，欧洲一体化研究已经进入“后本体时代”（post-ontological phase），无止境的关于“欧盟是什么”的争论，除非和详细的经验研究相联系，否则不会再产生什么结果。⑥ 也就是说，学者们较少关心如何给欧盟归类，而关心如何解释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和结果，怪兽（欧盟）的本质问题不再受到重视，⑦ 重要的是欧盟已经存在，正在起作用，所以未来的研究议题应该是：欧盟起何种作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的政策制定如何正在影响相关国家？如今欧洲是一个多层政体的观念几乎已经是一体化理论研究中的共识，而关于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解释。传统一体化理论强调自下而上的分析。在第二波一体化研究中，学者们将欧盟视作一个政体，用可比较的政治体系来分析其性质和功能。此后的问题在于“自上而下”的多层联系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欧洲化”一词被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卡普拉索认为，“欧洲化”在概念上提供了双重功能：第一，它突出了欧洲政治和制度作为独立变量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第二，“欧洲化”也指国内结构适应欧洲一体化的进程。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