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6－0029－10 一、引言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译本）一书中，温特开宗明义地写道：“在这本书中，我发展了一个关于国际体系是社会建构的理论。”① 然而，如果国际体系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温特不可回避地需要回答：国际体系是由该社会中的什么行动者来建构？温特说，“由于国家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具有优势的主体……它们应该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核心，批评一个国际政治的理论是‘国家中心的’，就像批评一个森林的理论是‘树木中心的’，一样没有什么意义。”② 换言之，温特虽然以国际体系的社会性重建国际政治的本体论，但他依然坚守国家中心论。 不过，温特并没有提供坚守国家中心论的充分理由。将树木模拟为国家，而把森林模拟为国际体系，即便这种模拟准确无比，也只能说明树木与森林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但仍不能说明什么时代或什么人会把森林视为保护对象、汲取对象、生活空间、陌生与危险之所在等。这既无法阐明对树木、森林以及其概念之间关系的种种认知，又无法解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情感反应，从而也就不能判断个人会希望借由森林来主张回归自然、人定胜天或是永续经营。结果，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享国家中心之本体论，让温特不可避免地饱受其他建构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火力集中的批判。③ 为此，温特最近提出了尝试性响应。在名为《自我批判》的文章中，他大方地承认，国家不是本体上的存在，但同时也借用了量子力学的观点辩称，“国家中心论”依然是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的有效认识论。④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作为认识论的“国家中心论”，其实是一种与“民主和平”共谋的“社会建构”，以便在社会效果上达成温特所断言的国际政治终点：即依循目的论发展而成“世界国家”。本文首先将简述在国际政治学中对“国家中心论”的批判以及温特对此的回应。其次，笔者还认为，温特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的脉络和有赖于社会建构主义加以统合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对于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适用。最后，通过检验国家安全论述，本文要说明的是，即使是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仍富含情感成分，不可能不与思想认知互动而径自抽象存在。 二、社会建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回应 国际政治学界的国家安全论述，每以国家为前提。晚近国际政治学围绕着“国家是什么”的议题而掀起过一阵热烈辩论。后现代的批判者指出，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有着共谋关系，国际政治学家一方面引导国际政治，另一方面赋予既有的国际政治以某种正当性、合法性；而在实践上，国际政治的运作也引导了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批判者进一步将焦点集中于“国际”的提法，指陈主流国际关系如果认为所谓的“国际”即为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国家就成为不可质疑的基础。⑤ 后现代的质疑因而包括“国家是否存在？”、“是不是以主权疆界加以区隔之后，两个国家的互动便成为国际？”等诸多问题。⑥ 依照后现代的叙事，国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出现，并成为人类行为的单位及制度，这是各种时空因素交错杂汇下的结果。其中，人为意志有之，历史偶然性亦有之。从“国家”这一名词的出现到其后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历史脉络均不同，且文化殊异，因此加入国际政治的起点、背景与环境尽皆不同。 面对后现代的挑战，在英语世界的国际政治学界，最新一波的回应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以温特为首的社会建构主义。⑦ 社会建构主义一方面承认批判者所指出的国家之虚构性，另一方面却又回到主流国际政治学，认为国家的存在已属合情合理。温特指出，即便形成国家的历史过程不具本质性，但时至今日，国家业已形成，对于人类世界具有强大拘束力，可以引导甚至规范国际政治的发展，且被多数人接受。也就是说，国家就算在历史上是透过人类实践所建构虚拟出来的，但在今日的国际政治学中仍具备不可动摇的本质性，故国际政治学以国家为单位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开展出以核战、安全为焦点的议程，仍属合理。 为了加强论证以上观点，温特遂以自然科学赋予国家某种正当性。⑧ 他引用量子力学，一方面呼应了后现代对于国际政治生活本质破碎流动的观察，另一方面却又巩固了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正当性。以下我们将介绍温特的后现代转向，再检视温特如何为国家提供正当性基础。⑨ 温特引用量子力学指出，亚原子（sub-atomic）现象皆具有不可化约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在某些实验条件下（物理现象）的最适切描述是波，其他条件下则是粒子”。⑩ 量子力学另一项重要发展是海森堡（Heisenberg）的测不准定理（Uncertainy Principle），说明科学家不可能“同时测知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11) 于是，科学家不可能“测量量子现象而不对其干扰”，任何观察行动皆会改变观察对象的存在，因为测量的过程“无可避免地将改变对亚原子层次粒子的准确描述”。(12) 这对科学本体论意味着什么？温特指出，“测量问题”挑战了另一项古典世界观的假设，即主体／客体的区分，并挑战了真实客观性（true objectivity）的可能性（哪怕是原则上的）。在量子测量时，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共构了单一体系，而非如古典物理学所说的两个体系。主体／客体区分远非既定（given），而是从测量过程中孕生，切分（cut）了先前不可分割的整体状态。(13) 如此，可知观察者与观察对象是相互构成的，无所谓观察者在此、对象在彼，透过工具可把观察对象的客观存在状态反应至观察者认知之中的说法。相反的，观察者只要对对象进行观察，就会改变观察对象的存在状态。量子力学这一震撼性反思所带来的启示是：国际政治学家据以研究、建立、设想国家概念之类的认知活动，会改变国家存在的状态，亦即改变它们号称客观的身份、所要作用的对象与意欲分析的课题。因此，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研究、被代表的客观国家。社会科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者及女性主义者诸如福柯（M.Foucault）与巴特勒（J.Butler）的批评相符，而温特则自称为之补上了“量子基础”。(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