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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资关系是在经济国际化、技术进步以及社会人口变化的压力下出现的。由于拥有完善的社会保护、先进的就业保障以及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因此，欧洲社会模式可以以一种更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来适应经济变化。尽管存在共同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在欧洲福利国家间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然而，由于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内部问题，例如人口和社会变化，这些社会模式都面临着挑战。民族国家层面正在进行的改革以及由欧盟开放式协调法所引发的改革将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模式。改革的趋势包括：通过削减福利控制社会开支；社会责任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承担更多地向私人自愿保险转变；通过扩大非典型性工作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些国家的政府与工会进行谈判并着手改革，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改变了社会伙伴在福利管理中的参与方式。欧洲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持其社会模式的比较优势，同时又要使之现代化并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一)欧洲的市场经济：低速增长和高度国际化 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表现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它反过来也促进就业和福利。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震荡，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平均经济增长率下滑到战后的新低，经济衰退对整个欧洲都造成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同以及通货膨胀率差距的缩小能够显示出，随着1991年欧洲单一市场的创立和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得多么相似。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2004年加入欧盟使东欧国家显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在目前的OECD成员中，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是最大的“单一市场”(约4.9亿人口)，美国的国内市场比欧盟小40％(人口不足3亿)，而日本的市场就更小了(约1.3亿人口)。而论及经济实力(无论是以按照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还是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表现依然好于欧盟。然而，欧洲的贸易依存度(用进出口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非常显著：与美国和日本相比，规模更“小”的欧盟国家国民经济对跨境贸易的平均依存度接近美日的两倍，虽然绝大部分贸易份额来源于欧盟内部市场。 (二)劳资关系：谈判协商与制度化的工会 雇主和员工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发展环境。在欧洲，国家层面和工作场所层面的劳资关系均不同于北美和日本，虽然在欧洲国家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拥有社团主义劳资关系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工会运动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中获得了制度化的地位③。在北欧国家，工会拥有在工作场所层面进行谈判的代表权；而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国家通过立法规定了雇员拥有参与权的工作场所“双重”代表结构(特别是德国的共同决策)。虽然从成员的实力看，欧洲国家工会密度(以参加工会的劳动力的份额来衡量)的平均水平要高于绝大多数OECD国家，而欧洲国家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参与水平和发展趋势④：北欧国家工会密度极高并且发展趋势十分稳定，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工会密度较低并且成员数量不断减少，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即使是在那些工会密度较低的欧洲大陆国家，由于雇主联盟组织化程度较高，使相当多的工人仍然可以得到集体协议的保护，或由于集体协议延伸为某个部门的法律而受益。由于具有协商谈判的传统，相对于美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欧洲国家的薪酬标准更趋于平等。然而，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使得欧洲的高工资以及工资之外的劳动成本过高对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的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伤害，例如私营服务行业；而且有损于就业岗位的创造，特别是那些低技能工人就更难找到工作。 (三)就业体系：就业安全但存在就业(失业)问题 不仅在欧洲国家和其他OECD国家之间，而且欧洲各个国家的就业领域，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与美国相比，除了英国、爱尔兰和一些欧盟新成员国外，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性更强，灵活性更差。不同于北欧国家或者是英语国家，欧洲大陆国家的整体就业水平比较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传统上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因而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度还很低；第二，失业率相对较高，特别是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高；第三，退休相对较早，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对就业权利和就业实践的严格规定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而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阻碍了就业增长，但是，欧洲一些高价值的生产体系却得益于长期工作期限原则(job tenure rules)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日本企业相仿，这些原则为技术投资(职业培训)、和平的就业关系以及社会对新技术的认可提供了制度上的激励机制。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在欧洲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在欧洲国家间依旧存在不小的差异：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失业率很高，而英语国家、北欧国家以及荷兰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能力减少失业。例如，20世纪90年代荷兰的“就业奇迹”表明了在服务业、兼职工作和临时工作领域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也是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