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08-04-1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6-0039-11 一 问题的所在 如何联系全球主义看待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关系，这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就有丸山真男、桥川文三、竹内好、清水几太郎、上山春平等围绕民族主义展开了辩论。将不结盟主义纳入视野的尼赫鲁和苏加诺的民族主义以及以共产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等也值得关注。当然，他们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本身也有细微的差别和多义性。同时，今天的流行词汇“全球化”其含义也具有某种强烈的历史性和多义性。在冷战结束前的“全球化”/“世界化”相当于“现代化”，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西方化”。这就意味着，以往的民族主义论几乎都在某种意义上在与现代化论的对抗、共鸣、化合的关系中展开论述。当下的全球化，则在很多情况下，常用于表述以发展主义为中心的“市场化”、“效率化”这样的概念。 此外，与全球化潮流并行不悖的是，这种以区域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为中心并在事实上推进的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以及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正日益活跃起来。关于最近的区域主义的新动向，原洋之助在《新东亚论》中提出了下列引人注目的论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飞速发展，与之对抗的反全球化也日趋显著……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并行的现实中，思想层面的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东亚往何处去？……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亚洲地区‘历史世界’、‘区域文明’、‘历史区域圈’的复活……在全球化大潮中，民族国家的结构和权力受到了削弱。因此，在模拟的全球化中感到不安的人们去追求真实的共同体，而一种平衡的、提供了生存意义的区域主义共同体也在复活。日本同亚洲之间‘平静的融合’在前进，联合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也有充分的可能”。① 原洋之助的观点确实值得倾听。但是，关于民族主义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结构和权力正在削弱”的观点是否妥当呢？实际上，他的论述并不能说明从中国、韩国、日本开始，进而在亚洲各地高涨的民族主义诸现象。因此有必要重新研究。 下面介绍关于亚洲区域主义的另一种值得倾听的论述。此间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中国前驻日大使王毅，在题为《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新亚洲主义》的论文中提出了下列主张：二战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的联合和不结盟运动，虽然可以视为亚洲主义的萌芽，但它却因两大阵营的对峙而分裂。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推进亚洲主义的基本政治共识和思想基础。同时，由于日本奉行经济优先主义，在外交、安全上依赖美国，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未能正常化等因素，导致亚洲主义缺乏主导力量，更缺乏主导力量之间应有的协调。(例如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森鸠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中提出的“新儒教概念”)。这些观念认为，以儒学为源头的东亚思想，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达观、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作为准则，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稳定平衡正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作者进而指出“合作、开放、和谐”正是新亚洲主义的基础。② 的确，王毅的论点从历史背景出发，颇具平衡性和说服力，但他几乎没有涉及新亚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笔者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亚洲的火车头并不为过。无疑，二战期间，打着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区域主义旗帜而发动战争的日本，其行动原理实际上并不是区域主义，而是所谓“大日本主义”扩张的民族主义。二战后，许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的执政者，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培育民众的国民意识，将民族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自上而下的予以鼓励。 笔者主要从历史和今天的“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本文的主题。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亚洲民族主义的特征 (一)正在超越民族主义的亚洲主义 本文研究的历史限定于19世纪后半期到今天的“亚洲近现代史”。以往的历史解释，其核心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形成、对立、兴亡”，“民族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侵略、支配及其抵抗”之类的框架。日本对亚洲侵略、统治的历史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中得以说明，而韩国、中国抵抗的历史也能从同样的背景中得到理解。这一框架本身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只靠这一个框架，并不能理解当时亚洲的现实结构。 19世纪末，亚洲人在亚洲周边的国际环境中，产生了该如何应对欧美列强压力的“危机意识”，即所谓“亚洲主义”的思想和运动。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可谓是亚洲区域主义的萌芽。根据竹内好的看法，亚洲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不是“在客观上可以限定的思想”，而是应被称为“多少含有‘亚洲各国团结’指向的倾向性”。因此，不管对亚洲主义贴上“扩张的”、“侵略的”、“大”、“小”之类的标签，它们含有“超越国境的指向”都是确定无疑的。③ 亚洲主义的主张，集中体现在自19世纪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到日俄战争前后的20世纪初，从大井宪太郎、植木枝盛、河野广中、板垣退助等亚洲主义活动家的主张中可见一斑。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以《脱亚论》、《文明概论》而著称的福泽谕吉也有追求“亚洲团结”的主张和实践。将亚洲主义从“理想世界”带回“现实世界”，又在嵌入理性主义思想的同时采取具体行动的，是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年)。他写道，日韩两国是“土同唇齿、势同两轮、情同手足、义同朋友”，提倡“不以土地之大小、人民之多寡立阶级”，“不依两国之旧号”，以对等、自主、自治的联邦国家的形式通过日韩合并建设“大东国”。“我日韩宜先合并，合纵清国，以御异种人之侮”是他基本的观点。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