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8)02-0091-07 2006年10月7日，乔治·沃克·布什(以下简称“小布什”)发布了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份总统太空政策文件，这也是冷战后美国颁布的第二份太空政策文件。新太空政策称，“在新世纪中，谁能够有效利用太空将享有额外的繁荣和安全，并对那些不能利用太空的国家享有重大优势”。新政策以明确的语言表示，美国将致力于维护其太空优势和太空行动自由，必要时剥夺对手利用太空的能力。新政策还宣称，美国将反对任何旨在禁止或限制美国进入或利用太空的新国际条约和机制[1]。小布什新太空政策咄咄逼人的语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担忧，英国《泰晤士报》一则题为“美国什么都想要：生命、宇宙和一切”的评论形象地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新太空政策的担忧：“它荒谬地宣称美国有权控制进入太阳系其余部分的通道。”[2] 面对几乎一致的国际负面反应，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极力“澄清”：新政策与以前的美国太空政策没有什么不同[3](P19)。如果粗略地从内容上看，新太空政策似乎与1996年克林顿颁布的太空政策没有太大差别，新太空政策的诸多政策目标似乎只是在重申克林顿时期的太空目标。然而，透过表面上的相似性，结合新太空政策出台的背景、新太空政策突出强调的内容、特别是其导弹防御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以某种形式复活并更新的老布什乃至里根时期的太空抱负。 一、政策溯源：拉姆斯菲尔德太空委员会报告 美国的太空政策源自艾森豪威尔时期。当时，出于获取苏联战略情报的需要，美国积极开发军用监视和侦察卫星，利用军事卫星从太空获取苏联战略武装力量情报。随着冷战的深入以及美苏在太空发展方面的竞争加剧，美苏双方都相继开发、甚至部署了一些反卫星武器和系统。不过，出于安全考虑和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加剧，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恐怖均衡”下，双方于1972年签署了《反导条约》(ABM)，禁止在外太空、海上和海外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到里根时期，在“高边疆战略”指导下，里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倡议(SDI)”，用“确保生存战略”代替“相互确保摧毁”战略①，开始大力发展太空军事，特别是准备大规模部署天基拦截器(即“智能卵石(Brilliant Pebbles)计划”)防止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确保美国的安全和生存。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威胁的不复存在，老布什用“防御有限打击的全球保护(GPALS)”战略代替了不合时宜的“战略防御倡议”，特别是大大压缩了里根的“智能卵石”计划。到克林顿时期，克林顿终止了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终止了天基拦截器项目，将重点放在部署地基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上②。然而，即便在压缩军事预算的克林顿时期，面对冷战后导弹和核技术的扩散以及由此产生的导弹扩散威胁，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具备了研制和发射各类卫星能力，加入了太空国家(space-faring nation)行列，特别是通过海湾战争这“第一场太空战争”所展现出来的太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美国国内要求重新审视美国的太空地位和太空安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1999年7月，美国第106届国会授权成立一个“评估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与组织”的委员会，集中研究如何改进美国的太空管理和组织结构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2001年1月11日，这个由著名鹰派人士拉姆斯菲尔德任主席、共13名成员构成的“评估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与组织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也称“拉姆斯菲尔德太空委员会报告”[4]。该报告虽然从促进美国国家安全、确保美国太空优势角度提出了改进美国太空管理和组织的政策建议。该报告的诸多政策建议和主张成为日后小布什太空政策的重要依据。 报告指出，我们正处在太空新时代的前夕。各类天基技术正在对商业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并将继续发生影响。太空不仅已经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且美国的“天基能力帮助美国领导人实施对外政策”，包括必要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使用武力。“正因为美国具有的太空能力，因而美国可以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维持威慑，并将威慑延伸到盟友。”[4](P11)然而，报告忧心忡忡地指出，正因为美国对太空日益增强的依赖，使美国产生了脆弱性：美国太空系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使之容易成为敌视美国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袭击目标。报告还危言耸听地提出，如果美国想避免出现一个“太空珍珠港”，就必须严肃考虑美国太空系统受到攻击的可能性[4](P8-9)。 为了避免出现太空珍珠港，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在决策、组织、管理、太空能力、投入等方面进行倾斜或革新[4](P9-10)。在决策方面，报告提出，鉴于美国对太空依赖的日益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脆弱性，美国领导人，特别是总统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将美国国家安全太空利益视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颁布国家安全太空政策，以确保美国在太空的领先地位。“只有总统的领导才能确保获得包括商业、民用、国防及情报等所有太空部门的合作。”[4](P9)在太空组织方面，报告对现有的太空组织结构进行了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特别是对太空活动负有领导责任的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还未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太空需要做好准备或加以认真对待，未能体现美国对太空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及由此产生的机遇和脆弱性。委员会认为，应该立即对大量各自为政的太空活动进行合并，重新调整指挥结构，建立新的通信线路并修改相关政策，以便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和更加可靠。在太空能力方面，报告指出，历史上，每一种媒介，包括陆地、海洋和空中，都曾见证过冲突；现实表明，太空也会不例外。鉴于此，美国必须开发既能威慑来自太空以及在太空的敌意行动、又能捍卫美国不受此类行动侵害的手段，即美国具有超越任何人的太空能力。在太空投入方面，报告强调美国必须在科技资源——不仅仅在设施方面，而且必须在人员方面——加强投入，以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太空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