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思考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的问题时，很自然地会考虑“国际”问题。国际的(international)，其词于本身就包含了民族国家的(national)前提，在这样的世界构想方式之下，国际作为一个体系(system)，其核心的行为体(agent)就是民族国家。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民族国家的演变离不开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事实上，民族国家是18世纪以来，在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由绝对主义国家转变而来的。①本来，在欧洲，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战争的暴力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因为这时候的战争不再是宗教狂热的工具，也还没有成为民族主义的工具，战争在更多的意义上是国王们的“游戏”，这种游戏已经产生了一种自我节制的“文明”规则。②但这样的好景没有持续多久，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所鼓动起来的新社会力量就使战争的动力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催生残酷的现代战争的同时，它们也建构了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成了资本和战争暴力的集装器。[1](P330-336)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威胁激起人们反对战争的应战。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国际联盟，这表达了人们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渴望，但战争并没有被制止。经历了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这一新的国际组织才产生。联合国吸取国际联盟的教训，采取了大国集体协商和协调行动的原则。20世纪末，两大阵营对峙所造成的均势格局宣告终结，又向我们重新提出了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未来的问题。 如何定义、描述和预断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呢？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涉及重大的战略抉择问题，但严肃的抉择只有建立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才不会是盲目的。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地图是应该恢复到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旧貌呢？还是应该根据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前景来勾勒呢？如果全球化在超越民族国家构架的同时并没有消解现代世界历史的固有矛盾，那么人们在既超越民族国家，又超越市场的层次上是否能够找到吸纳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建构和谐世界的力量呢？只有从历史与思想的双重角度辨明这些可能性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我们才可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审慎的战略抉择。 一、民族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思考“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的模式问题，仅仅从“冷战”时代开始无疑是不够的。因为，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三种力量促成现代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至少要追溯到16世纪到18世纪。沃勒斯坦所偏爱的“世界”概念，比“国际”一词更可以给我们一种观察现代世界的“长时段”眼光。沃氏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把生产、交换和消费联系起来的市场逻辑之上的，这种类型的世界体系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空间范围内都存在，但从16世纪以来，它在西方被多元的政治结构分割并整合进了一种新的生产结构中去，那就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体系。[2](P79,176)从16世纪开始的200年正是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促成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期，也正是西方现代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形成时期。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所滋养的新社会力量使战争的动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日趋残酷的战争又使得绝对主义国家以民主的形式吸纳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从而建构起民族国家，发展出名副其实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现代政治思想家对现代世界精神结构的剖白为我们理解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面镜子。无论是民主还是工业资本主义，都可以从现代的政治哲学那里获得合理的解释。③从现代政治思想的视角看来，古典政治哲学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太过理想，而更加现实的现代政治哲学则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既找到了最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坚实的普遍基础。从这样的现代政治哲学中演绎出的国家、人民主权、自由等概念成为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理论内核。上述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thumos)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该被还原到更加基本的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可以被引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意气的位置应高于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无论哪一类学说，个体权利的优先性都是其关键的理论枢纽。从这里出发，民主理论所主张的是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工业资本主义主张的则是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即为了更好实现自我保存，通过劳动和交换获得财富的优先性。从这两种优先性推论，安全是国家的最低理由，自由的更高理由则要求君主主权国家必然要过渡到人民主权国家，人民主权最后要扩展到全球，与此相应，所有人类个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仅应该而且在事实上都能得到保障。的确，从个体的自然权利出发必然要求建立一种普遍同质的世界秩序。 但遗憾的是，个体幸福完满实现的许诺在现代性方案的扩展中遭遇到了十分矛盾的历史困境。从保护和发展个体权利出发的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旦遇到区域性政权就产生了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种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依托在区域性政权上，恰恰使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所许诺的个体自然权利的普遍实现成为不可能。民族国家分立的现实不仅没有走向普遍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而且使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日趋激烈。民主力量的发展使主权在民的概念建立起来，民族国家成为新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意识之下，传统君主统治下的贵族、平民等不同的身份等级都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就是“人民”。民主的概念和主权的概念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被明确地联系起来，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向整个欧美世界。民主许诺给个人的政治权利并不乖乖地在“利维坦”的绝对君主制下臣服，而是成为主权国家所依赖和动员的力量，从而战争也由“国王们的游戏”转变为“总体战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