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新保守主义之后》一书2006年问世以来至今已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中,全球政治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些情况使我在书中所阐述的美国外交政策更加进退两难。 《新保守主义之后》一书的问世恰好是在2006年2月伊拉克萨马拉市逊尼派阿斯卡里亚清真寺被炸之后,这一行动挑起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无休止的报复性暴力行动,并把伊拉克推入了事实上的内战状态。2005年12月举行伊拉克议会选举后直到4月才产生出一个伊拉克政府,实际上直到2006年6月初最后一批部长才得到任命。建立政府速度缓慢是一个征兆,表明逊尼派和什叶派党派之间没有能力在权力分享、石油岁入、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以及其他很多问题上达成任何基本的一致。有一个广泛的看法认为,内政部即使没有被什叶派民兵组织控制,也已受到了其严重的渗透。到2006年秋,所有的人都应清楚看到的是,正如一个被泄漏出来的国家情报评估(A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所注意到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整个伊斯兰圣战主义的恐怖主义问题比2003年前更为严重。 在核武器扩散方面,情况也没有好转。2002年1月布什总统提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是“邪恶轴心”国,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对此美国不能容忍。我们知道,在布什发表讲话之时,伊拉克还没有制定一项积极的核计划,虽然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确实防止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启动核计划的可能性。对伊拉克的入侵似乎对劝阻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hafi)放弃其核计划起了某些作用,虽然到2003年为止他是出于其他原因而走上放弃核计划的道路的。但是侵略似乎刺激了伊朗和朝鲜,使它们加速了核计划。它们认为,拥有核威慑会比没有核威慑更安全。结果,伊朗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防体制退出,宣称它有权发展“和平的”核能力,朝鲜则采取了实际行动,试验了核炸弹,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 2006年的这些不幸事件本应强化《新保守主义之后》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教训。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支持者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实现其在中东寻求政治目的的能力,尤其是在广大范围实现向民主过渡的目标的能力。美国目前的军事开支大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之后,付出了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近乎5000亿美元的开支,而美国却未能成功地使一个仅拥有大约2400万人口的小国实现和平?而且更不像是正在引导其走向成功的民主制?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全球政治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世纪的国际关系是被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前苏联,以及欧洲殖民国家这样的强国主宰,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对自己的领土拥有韦伯所说的对权力的垄断(虽然不一定是合法的垄断)。在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中,常规武器确实是有用的:它可以被用来摧垮那些处在国家等级结构顶端的人的意志:当他们承认失败时,你便获得了和平。 然而当今世界的特征,至少在一个从北非到中东、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再到中亚的不稳定地带的特征是,存在着大量贫弱的、有时是失败的国家,以及一些能够跨越边界流动的跨国活动者。那些导致全球化的技术能力同样促进了这些特征。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索马里、巴勒斯坦及其他大量没有能力对其领土实行主权控制的国家,把权力和影响力让与了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主义集团,像黎巴嫩的真主党这样的政党兼民兵组织,或其他地方形形色色的种族、宗派政党或派别。 这一局势显然使熟悉上个世纪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的人们不知所措。亨利·基辛格在其于2006年黎巴嫩战争之后所撰写的文章《黎巴嫩之后》中断言,“真主党事实上是一个基地组织模式的复制品。它像一个国中之国一样公开行动……一个存在于国家土壤上的国家实体,具有国家的所有属性,并受到地区主要势力的支持,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②这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新的模式:它的出现至今已经有15年,正如任何一个跟踪最近非洲政治的人会充分了解的那样。一般来说,像基辛格和布什政府这样的精明的观察者对这种新现实的认同是滞后的,而其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政府中的许多官员不能相信,这次袭击可能是由一个非政府行为者组织的,因此导致他们在巴格达搜寻袭击发起国的致命行动。他们如今把真主党看作不过是德黑兰的工具,也是类似的问题。 在这个存在着贫弱国家、跨国民兵组织和恐怖主义集团的世界里,与20世纪强国主宰的世界相比,常规军事力量远远派不上用场。美国的军事理念强调采用突然和决定性地运用占压倒优势的兵力来击败敌人。但是在一个反叛者和民兵组织被无形地部署在平民人口当中的世界里,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几乎总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它恰恰使那些本来倾向于同核心战斗者破裂的人异化,并否认了他们自由行动的能力。需要用来击败跨国民兵组织和恐怖主义者的那种反叛乱战役应把政治目标置于军事目标之上,强调攻心术而不是强调带来震惊和畏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