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研究是国际安全研究的“显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和欧洲、北美等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其他重要地区相比，东亚的安全构造是最不确定的。东亚地区安全中欠缺几乎所有的稳定要素，例如，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安全制度、大国崛起、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领土争议、历史问题以及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残存等等。①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运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质疑”和“探讨”东亚为什么无法形成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究竟增进了安全还是削弱了安全、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认同改变以及东亚区域层次上的权力结构变迁问题。与此同时，主张根据东亚区域政治经济与地理、文化和历史特征来梳理区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工具，已经成为区域安全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②未来东亚的地区安全局势，究竟能形成长期的稳定格局还是将爆发新的大国对抗？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后冷战时代的安全研究无一例外地将东亚安全的走势看作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议程。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区域安全格局究竟将如何演变，未来的东亚将出现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和战略态势，已经构成了东亚安全研究的重大议题。③然而，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问题是，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研究并非只是局部国家的变化或者局部安全细节的变化，更不是单一的分析要素——权力、制度或认同——的变化。后冷战时代的东亚是一个整体的区域性变迁过程，未来东亚安全结构的重建也必定是东亚历史、传统、区域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东亚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什么是东亚安全研究不同于欧洲、北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的“区域性”(regionality)?这些东亚的“区域性”特征究竟会如何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演变？显然，单纯运用基于“欧洲经验”或者“美国经验”而得出的已有国际关系理论来检讨和比照东亚安全的“问题”与“可能性”，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东亚安全研究发展的需要。本文将从探讨东亚安全研究中的“区域性”问题入手，试图强调东亚安全研究必须不断增加和拓展新的研究计划和研究内涵，而并非只是单纯依靠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规范东亚安全研究的“问题领域”。笔者认为，只有将东亚安全研究中独特的“区域性”特征加以进一步的澄清，才有可能真正增强东亚安全研究的现实针对性，才能提升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贡献”。 东亚地区安全研究：“区域性”问题的提出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视“区域”层次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方向。传统上，国际关系学者历来强调理论的普世性，绝大多数人都把从区域安全和国别研究中产生的经验总结，抽象到“全球”的意义。尽管“区域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未产生过独立的“区域变量”。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厦中，分析层次分别是由国际系统、国家和人所组成的。这三个分析层次几乎涵盖了国际关系所有的研究领域。通常所说的“区域研究”都是在这三个层次上的研究，区域的历史、文化、种族、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特殊性虽然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但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变量可以让学者们去思考或者分析其对区域内国家行为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故意排斥“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分析层次(unit level)的存在。肯尼斯·沃尔兹在其名著《人、国家和战争》中就提出了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意象”(images)——人、国家和国际系统。他认为第三个意象——国际系统——“设定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们也将无法了解决定外交政策的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代表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势力，但没有第三意象的话，我们也就无法发挥第一和第二意象的作用，并预知它们的行为”。④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是因为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强调国际关系的系统要素对国家行为的作用，过于相信国家行为的理性选择与理性互动原则。学者们相信，基于理性主义的国家行为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析框架和抽象模式可以运用于世界政治——地球上所有的区域；基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和概括是没有“例外主义”的。经典的国际关系教科书更是常常跳过对不同区域的特别关注，而将泛区域的理论总结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⑤ 二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历来都有“大国研究的偏见”(great power bias)，认为只有研究系统层次上的大国关系，才能真正掌握与解释对国际关系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战争、和平与合作等重大问题。沃尔兹就曾明确指出，“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必然是着眼于大国关系。”⑥列维(Jack Levy)则强调：“均势理论及其相关假设总的来说，就是大国行为的国际关系理论。”⑦其结果是跨区域的大国关系远比单纯的“区域安全”更重要，“区域安全”的主题往往也是研究大国在区域层次上的互动与行为，并总结这些互动和行为对系统层次上大国关系的意义和作用。区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充其量只是不同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地理单位”，而不是真正的“分析单位”，更不是方法论中得到公认的“结构单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跨区域的比较更是少之又少。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二战后的冷战结构使得不同的区域被压缩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的世界体系之中，区域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美苏全球战略需要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影响。区域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被这样的两极结构所淹没了。正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言：“只有冷战后的世界，才能成为更加区域化的国际系统。”⑧ 冷战结束以后，“区域”在挣脱了美苏世界性对峙的束缚之后，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不断地增强。这一方面是冷战的结束让区域问题的解决和区域的发展成为了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动力。冷战后的单极体系虽然是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特征，但各个区域对单极体系的反应却非常不同。美国的单极霸权影响区域事务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从冷战时代为了抵消苏联的全球扩张而进行的直接区域卷入和干预，变成有选择的前沿驻军、预防性防御、军事和“平衡者”角色。正如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言，世界正在成为“区域的世界”，不同区域自身回应和解决各种安全与发展问题的方式让世界政治有了展示其未来的真正“钥匙”。对“世界政治的解答就是对美国主导下的区域世界的探索”。⑨不分析不同的区域特点，冷战结束的国际关系意义就无法得到清楚的表述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