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03-0041-08 国际规范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国际规范是某种共有观念的产物，具有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规范是对某个给定认同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①这样的话，建构主义的规范就与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功能主义机制区别开来。建构主义所说的国家认同(identity)，“指涉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身份）的形象”。如果作为一种建构性的规范，那么它的实质内容就是定义了判断国家认同的标准，或者说，符合哪些条件和表现的国家应该归入某类认同群体之内，但问题在于，社会性的国际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呢，而国家为什么又要表现出某种特定的认同呢？对于这两个问题，物质主义者都可以提出相当有力的解释。简而言之，诸如新现实主义者这样的物质主义者会认为国际规范是霸权国意志的体现，而国家之所以表现特定的认同是因为这种认同会带给它某些利益。这样的解释是清楚的、连贯一致的。而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下，他们要力图解决的具体难题就多得多了，起码包括：(1)国际规范本身是社会性的，不是由物质实力分布和物质利益所决定的；(2)国家之所以采纳某种认同，也不是由物质实力分布和物质利益所决定的；(3)如果说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是“互构”的关系，那么怎么把它们理论化？(4)如何才能证明，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都是对方的主要决定因素？ 对于这样一些难题，三位社会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Onuf)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回应，他们力图从社会性、相互建构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理论中，规范和认同的起源都是社会性的，物质环境不占有主导地位。而且，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系统化的，比较清晰地阐述了规范和认同的起源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建构。这使得他们的研究不同于那些历史主义色彩过浓的诠释性理解。事实上，过分注重历史偶然性和解读客观事实背后的“权力关系”使得不可能建立任何常规的科学理论。由于三位学者都重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因此，他们可以建立比较稳定的关于规范和认同的理论，从而真正地发展了社会建构主义。 一 强调互动过程的温特建构主义及其难题 亚历山大·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理论是到目前为止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诸流派中影响力最大、系统化程度最高的一支。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他对社会结构（规范）的定义、结构如何塑造认同和结构如何变化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不过，温特也没有建立一种真正彻底的“社会理论”。他宣称，社会事实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此他的理论基于“弱势物质主义之上”；他所探讨的国家利益的内容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大体相同；在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时，他不得不面对互动过程中的物质基础（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等）问题，甚至提出“我的国际政治理论在一些方面的确是自由主义理论”。②下面笔者将主要分析温特理论的三个主要逻辑：规范（社会结构）如何形成、规范如何塑造认同、规范如何发生变化。 温特反复强调，他的社会结构既包括共有知识，也包括物质基础。温特反对“观念无处不在”这样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国际生活中观念不可能无处不在，因为科学实在论已经表明观念是基于独立存在的社会现实，并受到社会现实的调节”。③但是，由于温特十分想要证明观念的作用，所以他的论述有些时候会出现明显的矛盾。例如，他一方面认为，“我们可以说，新现实主义‘盲目崇拜’物质力量，给物质力量注入了‘只有人类才配具有的’意义和力量”；另一方面，他却又明确地肯定物质力量本身就有着独立的意义，“即使当我们妥当地排斥了物质力量的社会内容，剩下所谓的单纯物质力量——真正的‘物质基础’，单纯的物质力量仍然可以产生独立的作用：‘它为所有行为体圈定了可能采取的行动限度，规定了采取实际行动时各种可行方案的代价’。”④温特在这里赋予“单纯物质力量”的作用与许多社会建构主义者对制度文化背景的作用论述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温特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内在的、深刻的矛盾。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就是一个发端。 既然社会结构既包含物质的成分，又包含观念的成分，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在这里，温特涉及了两种机制：模仿和符号互动。这两种机制都属于互动过程。模仿由于直接受到物质环境的影响（国家一般来说只会模仿政治经济先进的国家），因而遭到了温特的抛弃。⑤他着眼于从米德那里借来的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理论。正如本部分的小标题所指出的，温特试图通过强调互动来否定物质基础的作用，互动产生的（有关角色关系的）共同认同将会沉淀为文化。问题在于，国家在参与互动的时候——即便是第一次互动——各国本身所具有的相对实力就已经存在了，并会对各国的观念认识产生影响。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实力很弱的国家即便表现得咄咄逼人，但在大国的眼里也不会是什么威胁。温特承认，“自我和他者不是白板，他们原有的特征会影响他们的互动”，并且“在一次相遇中，行为体有着相当的自由来选择怎样再现自我（作为征服者、探索者、贸易商、信仰传播者、文明开化者）”。⑥不过，温特的论述很模糊：我们看不到物质实力分配的背景、甚至国内政治和互动的过程何种更为重要。虽然国家不总能真切地理解对方所发出的信息，但敌我观念的角色分配仅仅是取决于互动进程的友好或者误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