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摩根索国际关系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与权力、国家利益的关系构成了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从而成为学界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20世纪50～60年代，摩根索曾与以罗伯特·塔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围绕意识形态干涉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双方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立场将辩论推向了高峰，历史最终证明了摩根索观点的正确性。①文献表明，国内外学者对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摩根索的意识形态学说进行梳理总结。 一 意识形态的界定 对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的误读，首先表现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片面理解。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对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界定曾有过明确的阐释，他采用了两种意识形态的用法。摩根索指出，《国家间政治》第七章采用卡尔·曼海姆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当意识形态一词意味着我们怀疑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观念和主张时，意识形态便被赋予特殊的涵义。那些观念和主张被认为是对一种情况的真实的本质多少有意的掩饰，因为认清这种情况的真实性质不符合他的利益。这些形形色色的歪曲表现，从故意说谎到半有意和无意的掩饰，从存心骗人到自我欺骗。”而后面的章节采用的是“一般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是常常是在哲学、政治和伦理信念的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概念。②作为对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一般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摩根索对意识形态内容的界定较为宽泛，涉及道德、法律和生物学等方面，在通常情况下与道德的含义等同。可见，摩根索绝没有将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权力政治的伪装，也同样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他对自由主义从抽象原则出发制定外交政策的批判就证明了这一点。摩根索同时承认，要发现人类行为的真实意向，使之有别于行为者所相信的或所伪造的意向，一般都是困难的。③追根溯源，这种双重意识形态的采用还是来自于摩根索的二元人性观，即人既是政治动物又是道德动物。④而攻击摩根索漠视意识形态的独立动机，则源于对其人性观的曲解，即认为摩根索坚持人性本恶。事实上，恰是由于二元人性之间存在的辨证紧张关系导致了政治的两难，从而造成了对人类行为真实意图的难以判断。 作为政治动物，人生来就寻求权力，然而现实条件却使他成为别人权力的奴隶。人生来就是奴隶，但无时不想成为主人。在这种不和谐中，产生了对权力的道德评价问题，即“特殊的”意识形态。摩根索指出，人在政治场景中的客观位置总是很矛盾。当他寻求权力支配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寻求权力支配他。他对权力的知识和道德态度反映了他客观位置的矛盾。当他把别人的权力欲看成错误的时候，却对自己的权力欲视而不见，反而认为是高尚的和必要的。这样，意识形态的伪装和必要性的合理判断使我们看不到权力的无处不在和权力欲的道德缺陷。⑤ 作为道德动物，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为了这些道德原则，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如摩根索所言，美国人民没有仅仅将道德原则视作只是用来欺骗他们自己和别人的伪装。他们认真地奉献于道德原则，为了使道德原则能在国际舞台盛行，他们准备流血、牺牲财富甚至不惜使自己国家陷入危险。⑥作为人格化的国家，在追求客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希望占领道德高地，做“精神领袖”。有些学者认为摩根索是“实用主义者”，只看重客观的物质利益，而否认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事实上，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一致，摩根索同样认识到人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后，还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他看来，国家利益中包含着无形的价值利益，客观的物质利益是无形的价值利益存在的前提和依托，而后者在地位上高于前者。这无形的价值利益就是他所阐释的美国政治的目的，即“自由中的平等”(equality in freedom)。⑦对于摩根索而言，维护国家利益只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而美国最宝贵和独特的资产是美国的道德吸引力。⑧为此，他强调指出，一个国家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它对人类事务的贡献而不是仅仅成功地捍卫和促进了国家利益。正是超验的目的赋予外交政策的日常行为以意义，国家利益是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匈奴帝国和蒙古帝国曾有过辉煌的军事和政治成功，但它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而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则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延续的政治组织而是一种文明，它们和我们一样实现了人类的潜力。⑨没有美国目的，美国仅仅是一个权力和财富的复合体，没有任何特定含义。没有美国目的的成绩，美国将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使美国在众多国家中显得独特的是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别国渴望做到的。美国已经创造了一个社会，使它与现代世界的其他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⑩ 由此可以看出，摩根索同样珍视道德原则，但采取的方式与“道德主义者”不同。在他看来，捍卫美国价值的前提是捍卫美国利益，只有在保存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价值才能发扬光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摩根索有时说美苏冲突既是政治、军事竞争，也是“两种哲学”、“两种道德原则、两种道德行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有时又说真正的问题是“权力”之争，而非意识形态或道德分歧。对他来说，国际政治中的道德之争最终取决于各国国内政治的吸引力。在公共领域，他反对将物质利益与价值利益分离，只从抽象原则出发而不计政治后果的“意图伦理”，倡导经过具体政治环境过虑的“责任伦理”。摩根索强调，使美国外交政策在思想和行为上遭受挫折的基本错误是将国家利益与道德原则对立。将政治道德等同于道德与将政治现实主义等同于非道德都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在道德原则和免于道德尊严的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一套与政治现实分离的道德原则和另一套来源于政治现实的道德原则之间进行选择。(11)也如他在与塔克的辩论中所指出的，“说一个政治行为没有道德目的是荒谬的，因为政治行为能够被定义为通过权力这一政治媒介来实现道德价值的企图。相关道德问题的关注是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做出选择，正是在这点上现实主义与乌托邦分道扬镳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