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26-32 国际制度是国家间互动的产物。套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名言“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①国际制度也是国家造就的。正是在对国际制度与国家行为之间变量关系的探究中，国际制度理论在模型构建和经验检验上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本文旨在从比较政治学中引入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提出国际制度可以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命题，从而为分析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动力提供一种国内政治的视角。 一、国家自主性的概念 战后行为主义革命发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论在国际关系还是比较政治领域，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都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在国际关系领域，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现实主义受到了跨国主义和相互依赖理论的挑战。②根据其观点，随着“跨国关系”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唯一的行为体，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研究中，自由多元主义、权力精英主义和工具马克思主义都对国家中心论感到不满。这三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路径之间虽然也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它们在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将国家剔除了出去，政府变成了社会集团利益、精英利益或统治阶级利益的传送带。 但是，从理论上“去国家化”的浪潮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中都出现了国家理论的复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度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新自由主义者转而接受了现实主义将国家看作主要行为体的假设，从而逐渐与新现实主义走向趋同。③与此大致同时，一些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重新审视了国家这一传统主题，提出了“将国家带回来”(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研究议程，国家主义(statism)范式由此兴起。 作为对国家中心论的回归，国家主义提出了“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 “国家被看作是拥有领土和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它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④即使没有社会力量的强大支持，甚至面对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对，国家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行为体在对外政策领域更有可能脱离社会的限制。 作为国家主义范式的经典之作，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为国家自主性的来源提供了基本的论证。斯考切波提出，任何国家都要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只要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存在，它们就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斯考切波强调，国家具有对内和对外的两副面孔，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和后果也只能从特定的国内政治系统和特定的历史性国际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国家基于维持公共秩序和抽取社会资源的根本利益，有时会向被支配阶级做出让步，从而与支配阶级之间发生了冲突。此外，国家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为了国家安全的目标有时需要牺牲支配阶级的利益。⑤国家自主性因此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正是由于国家居于阶级结构和国际体系的交界面，国家具有最低限度的自主性。 二、国家自主性的变化条件 国家主义者指出，国家自主性并非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 “国家自主性不是任何体系固有的结构性特征。它可以被获得也可以被失去。”⑥基于其内在的来源，国家自主性同时受到了国内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体系的双重影响。因此，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自主性相应地也会有所增减。正如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所指出的：“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的位置和它对国际机制与组织的内嵌性；在国内，国家自主性则是国内结构的函数，特别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⑦ 国家主义正是在对国家自主性变化条件的考察上，不断引入新的范畴和新的视角，从而获得了理论上的进步。比如，“国内结构”(domestic structure)是国家主义者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从广义上讲，国内结构指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斯考切波就曾提出，国家主义的研究应该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面研究。⑧通过引入国内结构的概念，国家主义者解释了各个国家在面对相同国际压力所作出的不同政策反应。⑨但是，国家力量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刻和不同领域。比如，根据国内结构路径，美国“国家弱、社会强”。但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人所批评的：“当我们把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弱国家的概念是有用的。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在一国之内，国家的作用随着时间和问题领域而发生变化。”⑩作为政策过程的干预变量，国家制度决定了集体行动倾向，从而决定了某一个特定领域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力量。(11)这样，对国内制度的分析被引入到国家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从而形成了国家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联姻。 如果说国家自主性与国内结构的关系在概念化和理论化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那么国家自主性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特别是国家自主性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足够关注。一方面，国家主义者大多为比较政治学者，他们对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变量并不敏感。另一方面，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主要致力于国际体系层次上理论模型的构建，即揭示国际制度——国家行为的联系机制。基于理论简约性的需要，它们都把国家看作单一行为体，从而漠视了在国内政治中才凸现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正是意识到国际制度研究对国内政治的忽略，利莎·马丁(Lisa Martin)和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在为《国际组织》创刊50周年而作的文献回顾中提出研究者需要发展真正的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理论，以确定在什么条件下某些国内行为体更愿意用国际制度代替国内制度。(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