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8)01-0059-06 2001年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简称“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国际政治中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的特性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从宏观上来讲,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但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观察国际政治需要新的战略视角。 一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动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各主要战略力量既相互牵制和竞争,又相互协调、彼此借重和务实合作。如果粗略地划分一下,可以说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在动荡中大体上经历了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志愿者联盟”与国际体系冲撞、回归地缘政治常态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同仇敌忾,空前团结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政治态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恐怖与反恐斗争冲击了传统的地缘政治观。九一一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与反恐斗争,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不得不深刻反思、调整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转换战略视野,传统地缘政治观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各大国为适应反恐斗争新形势,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各自的地缘战略。① 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调整幅度最大、涉及面最广,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牵动也最大。2000年小布什总统就任后,其外交决策班子里聚集了几个新保守主义派头面人物,他们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的“红利”,谋求绝对安全和绝对霸权,在准备应对地区冲突的同时,高度警惕俄罗斯和中国的潜在挑战。九一一事件使美国受到震动,无论是地缘地理的天然屏障还是举世无双的强大军事力量都不能保障美国逃避似乎是从天而降的恐怖主义恶魔。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判断威胁的优先顺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了同情。普京是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后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的外国首脑。普京于2001年9月24日发表了五点声明,全面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包括提供情报、军事人员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后来,俄罗斯还同意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驻军中亚。对此,美国方面的评价是,“俄罗斯在反恐中的作用超过了北约”。② 普京还以“减轻经济负担”为由,决定撤销设在古巴的电子情报收集设施和越南金兰湾的军事基地,向美国表明彻底结束冷战的决心。2001年12月13日,布什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简称《反导条约》),俄罗斯给予了事实上的默认;2002年5月23~26日,布什访俄并签署了裁减核弹头的《莫斯科条约》,美俄关系进入了冷战后的第二次“蜜月”时期。 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布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2001年4月1日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得中美关系跌入了冰点,在新保守派的推波助澜下,小布什悍然宣布向中国台湾出售包括潜艇在内的进攻性武器的一揽子军售计划,中美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九一一事件改变了这一切,首先是改变了布什政府,而中国则顺应了这种改变。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立即致电布什表示问候并谴责恐怖主义,同时承诺积极支持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一示好对即将改弦更张的布什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白宫认识到要对付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没有中国的合作。自此,布什政府的态度与九一一事件之前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华关系从遏制和防范而变为寻求合作和发展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关注国内问题,国力不断增强。由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在对先前公开以中、俄为对手的挑战性地缘战略进行调整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大国合作反恐及在其他领域的大国合作。 美国对曾经因为核试验而对其进行制裁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大赦”,不但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还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出于对恐怖主义袭击暴行的憎恨和对美国人民的同情,国际社会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给予了容忍、理解甚至不同程度的支持。 (二)第二阶段:阵线撕裂,泾渭分明 九一一事件后,反恐成为各国进行合作的主要利益交汇点。然而,国际政治的结构性旧矛盾不但没有随之消失,而且表现出了新的形式。美国以反恐为旗号,在中东、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开辟新基地、增派军事力量以及增加军事、财政援助,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增大,取得了对亚洲濒海带的战略控制权。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挟新胜余威,反恐与反核扩散双管齐下,相继发表《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邪恶轴心”论,废除《反导条约》,决定正式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并以反恐、反核扩散为名部署“倒萨”行动,加紧对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叙利亚等伊斯兰“核心国家”以及朝鲜施压,甚至放风要改造伊斯兰世界。反恐不仅与反核扩散相混淆,且打上“文明冲突”印记,因而引发强烈反弹。尤其是2003年3月19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主要欧洲传统盟国)的强烈反对,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大分裂。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单极与多极、单边与多边的全球大较量,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形成了坚持国际体制规则的大多数国家与美国主导的“志愿者联盟”的冲突。需要指出的是,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也受到了空前的伤害并导致了欧洲内部分化,欧洲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称的“新”、“老”欧洲的对立。基辛格认为,如果目前的跨大西洋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国际体系将会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将会以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为标志,分裂成两个集团,那将是长达半个世纪伙伴关系的“悲剧性结束”。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