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01－0007－07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是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那么现在已有迹象显示：虽然全球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区域合作正在成为新的国际潮流，21世纪将是区域合作的世纪。区域合作的理念正在成为众多国家对外战略的主导思想。国际形势的变化必然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得到反映。为此，本文提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为区域合作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有关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提供有助于本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据此可以预料，关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相关研究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新内容、新方向。 一 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及其缺陷 “国际公共产品”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一国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产品与劳务。最初，公共产品理论仅限于一国范围内，该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提供包括国防、外交、治安等公共产品以及道路、桥梁、路标、灯塔等社会基础设施，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国范围之内，公共产品的成本由政府向公众征税来筹集。 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了国际关系学。他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① 这一观点后来被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发展成“霸权稳定论”，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由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和繁荣。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所构成的体系正是典型的霸权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体系。对此，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在肯定国际体系为国际社会带来稳定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它的两个致命缺陷：一是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物化（privatization）”② 的危险；二是“免费搭车”现象引起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金德尔伯格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物化”的必然性。他认为霸权几乎必然存在剥削，并一再强调责任可能会退化为剥削，剥削的实质是运用权力比不用权力会产生更加有利的结果。③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尽量把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的特征日益明显，这使得它不能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提供一个稳定的世界货币。④ 二战后，美国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国力取得霸主国地位，逐步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不可否认，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体系对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美国也理所当然地将这些国际公共产品打上“最终解释权归美国”的字样，将国际公共产品变成美国攫取自身国际战略利益的工具。 同样，罗伯特·吉尔平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也做了充分的理论探索。他在其成名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分析说，由于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霸主国的衰退不可避免，同时还因为存在“免费搭车”行为，霸主国往往在长时期内为保持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付出远远超过它应该承担的费用，令其蒙受额外损失，加速衰败。⑤ 二 冷战后全球化的推进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 冷战结束后，苏联阵营的崩溃给全球化的全面推进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和空间，生产、金融、信息和科技的国际化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全球的生产力，各种生产要素挣脱了国境和边界的束缚，出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配置优化的态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国际政治领域中“一超多强”格局为背景，原来只限于西方阵营的上述国际公共产品一下子涵盖到了全世界，并且被一些人不恰当地夸张成全球性公共产品。一个时期内，世界贸易组织被人称为“经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看成全球经济的守护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在全球公然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原本是承担援助不发达国家职责的世界银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经济援助与人权、国家治理挂钩，俨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宰。 在高度评价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作用的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倾向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已明显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展的障碍。 人们首先看到：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国际公共产品的美国“私物化”倾向更为明显，这成为全球性体制动荡的主要根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危机前，亚洲新兴市场对美国市场和货币的依赖性已经非常严重。在危机期间与危机后，亚洲危机国家缺乏美元的情况更加严重，由于害怕失去为它们提供大部分外汇储备的美国市场，亚洲国家的外交主动性也受到一定限制。1997年冬，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对雅加达、曼谷和首尔进行了一项特别访问，明确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用正在日益短缺的外汇储备去支付五角大楼在危机前卖给它们的武器装备。科恩开出的条件是允许让美军能出入东南亚国家港口，反对任何要美国在军事调动上做出事前知会的限制，积极购买美国军备。这被当时的亚洲国家舆论评价为乘人之危的勒索行为。一些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亚洲金融危机日益加深有可能引起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刻，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不是如何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而是倾力兑现武器合约。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