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安全”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补充 “人的安全”是日本发展援助政策的核心，也是日本政府多个政策文件中的核心概念，它最早见于《日本政府发展援助宪章》（2003年8月）①和《日本政府发展援助中期政策》（2005年2月）。这一概念最初是于1994年由联合国发展署(UNDP)在“人类发展报告”中作为国际社会应追求的目标导向而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冷战的结束虽然给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内战和地区冲突频发，全球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比如传染疾病和国际犯罪等。这一背景促成了一种新的共识：人类的生存安全要保障，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基于领土完整的“国家安全”是不够的。因而，“人的安全”概念作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补充被提上了政治发展的重要议程。与此同时，联合国建立了“人类安全委员会”与“人类安全信托基金”[1]。 什么是“人的安全”？“人的安全”是指确保人们“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②。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安全的基点从国家的安全转向人的安全，安全的重点从军事安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安全。阿马蒂亚·森对人的能力的实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指出了“人的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补充的四个理由：一是“人的安全”更关注个人与社区而不是国家；二是“人的安全”的威胁包括诸如环境污染、跨国恐怖主义、传染疾病等诸多方面；三是“人的安全”的维护主体除了主权国家，还有国际组织、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四是“人的安全”需要人民和社会的共同响应与努力。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列举了人的安全的七大要素：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联合国在200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秘书长报告（简称《我们人民》）中强调[2]，“安全的概念一度等同于捍卫领土、抵抗外来攻击，今天的安全则进而包括保护群体和个人免受内部暴力的侵害”，“我们必须以以人为中心的态度对待安全问题”，使人“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根据这一报告，日本政府成立了“人类安全委员会”③，并在2003年5月向安南秘书长提交了最终报告，强调人的安全在于“保护人类生存方式中的重要核心，促进人类自由和人的自我实现”。 二、“人的安全”是对传统发展范式的重要超越 战后发展援助政策源于美国政府1947年宣布的旨在瞄准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以及杜鲁门任内的欠发达地区救助工程（1949年有4个项目），之后美国主导了战后的发展援助政策。反观冷战时期美国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动机，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实施所谓的“以发展换安全”的基本政策。而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不发达国家而言，这一政策却导致了“以安全换发展”的结果，也就是牺牲安全去获得发展。发展固然是不发达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以安全换发展”带来的是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某种“发展专政”。 此后，“核威慑”与“民用防御”成为安全之争的新议题，安全概念被扩大到包括诸如“综合安全”与“公共危机”等非军事领域的所有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的非军事化，不但促进了安全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安全被置于与发展相平行的地位。不过，这些新的安全观念更多的还只是补充传统的安全范式，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全球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也促成了相应的国际政治战略的产生。环境安全问题尖锐地呈现出了“发展与安全”的矛盾：传统的“为了发展的发展范式”引发了环境的破坏，而“为了安全的发展范式”却引发了地区的冲突。 在这样一个“发展”与“安全”的悖论下，布伦特兰委员会在其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3]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展”概念在1992年的地球首脑会议中作为核心理念得到了普遍接受，并成为了环境综合发展的政治口号。但现实是，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在促进发展与安全的同时，与作为“边缘”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加大。由于自然环境没有国界，在国际社会的特殊结构中，任何“边缘环境”的破坏都会威胁到“中心环境”，进而威胁到全人类的普遍生存的基础。就像赫尔曼·戴利所指出的：尽管目前人类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全球生态系统可维持的最佳水平，但人类并未采取步骤来控制自身活动的规模[4]。 三、“人的安全”以全球环境安全为重要基础 对环境安全的重视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世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的杰西卡·马修斯的《重新定义安全》一文得到普遍关注[5]。杰西卡·马修斯认为，环境安全必须被列为一个重要的安全因素，因为诸如荒漠化、热带雨林毁坏、水资源稀缺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将引起区域纷争并形成对安全的威胁。典型的如中东地区，由于环境恶化带来的水资源争端、环境难民、部族冲突、森林砍伐等造成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杰西卡·马修斯论文中值得注意的论述是，相比于非可再生资源（石油、煤或矿产资源）的消耗，可再生资源（如水、森林和土壤）的中断更容易引发国际争端。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也有相关的预测和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早期，也就是杰西卡·马修斯发表该论文的时候，正值东西方冷战结束，也正值臭氧层问题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其间有个突出的插曲，马尔代夫的加尧姆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痛心地声称，该国因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正面临灭绝。到了今天，我们在考虑“环境安全”时，更有必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