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说，当民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时候，美国便是最为安全的。布什主张，为了促进和平与安全，美国应该推动全球的民主化进程，尤其在那些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危险国家，如伊拉克和伊朗。持有这一观点的不仅仅是布什总统这样的共和党保守派，民主化同样是克林顿总统任内的主要议题之一。克林顿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曾经指出：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应当推动民主化。 自2005年布什总统发表第二任就职演说以来，我们似乎就开始在中东地区进行一场社会科学的实验来检测这一假说是否属实。在布什强调民主体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之后的一年里，中东地区的数个国家都举行了竞争性选举。社会科学的实验得出了结果，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结果本身却十分令人沮丧。伊朗举行了竞争性的选举，而正如大家所知，获胜的候选人赞成伊朗发展核武器，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还声称以色列这个国家应该被推入大海。在巴勒斯坦，竞争性的选举在法塔赫和哈马斯两派之间展开，而获胜的是向无辜平民发动恐怖袭击的组织哈马斯。在伊拉克，竞争性选举吸纳了来自世俗党派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鼓励不同族裔、不同宗教派别之间进行合作。但是世俗党派仅仅赢得了11%的选票，其余的选票都投向了那些以民族主义和宗教分离主义为竞选平台的政客，正是这些政客的煽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伊拉克国内暴力事件的频发。人们曾经一度认为，由于黎巴嫩人民较为富足，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且在上世纪50、60年代经历过民主实践，该国在中东地区具有成功实现民主化的最好机会。但在大选中，黎巴嫩真主党却在议会中赢得了可观席位。真主党至少被美国列入了恐怖组织名单。该组织向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从而触发了两年前夏天的那场战争，因此一直被很多人视为黎巴嫩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上述中东国家迈向选举民主政治的最初几步来看，民主化倾向于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暴力以及政治不稳定相关联。布什总统曾经说过，每个国家都做好了迈向民主化道路的准备。他还曾说过，民主化进程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然而，中东地区近期的政治发展形势似乎不能够明确地支持这一观点。我觉得与前些年相比，在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事实上包括布什政府在内，在中东地区进一步推动民主化的热情已经大幅消退。 一 现在让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近些年发生的历史事件。首先，我个人认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观点——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如果所有国家都实现民主化，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和平——是具有说服力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个被称为“民主和平”的假设。当以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为代表的政治科学家最初提出这个关于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的理论假设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对此多少抱着一些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国家卷入了很多战争，也发动了很多战争，我们确信民主并不完全意味着和平主义。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多伊尔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为支持这一理论所提供的证据时，多数学者认为有理由相信这一假设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严格、精确地定义民主国家，同时严格、精确地定义战争，那么成熟、稳定并且举行完全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国家的确不曾令其全体成年公民陷入战乱之苦。倘若我们把民主国家定义为当选者遵循法治原则，并且对政府政策有实质上的控制权的政治体制，把战争定义为两国之间阵亡人数超过一千人的武装冲突，那么从这两个定义出发，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有人提出有可能反驳这一论断的反例：1898年的美西战争怎么解释？美国的南北战争，1812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印巴在克什米尔卡基尔(Kargil)地区的争端又如何解释？学界也一直在讨论上述事件究竟是不是例外。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固然可以讨论这些可能的反例，但是现在多数人认为，鉴于“民主国家”这一定义的严格性，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这些战争不能算作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 总之，至少我个人的观点是，民主和平论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我个人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型，即便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体制。这是我们在近二十到二十五年所目睹的：所谓的“民主化第三波”现在已经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民生活在民主体制之下，即便我们采用严格、精确的标准来定义“民主”。我认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够实现民主化，而这在未来将促进世界和平，是一种言之成理的说法。然而，问题是从我们眼前的现实出发到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国内民主化以及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国际政治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二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化的最初阶段一般都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关联，同时该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一现象在政治制度薄弱的国家尤为突出。迄今我已经在这一领域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与我共事的是我的合作者、统计学奇才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我们用标准数据库来量度战争。我们所使用的战争相关性数据库(the correlate of war database)也为大多数研究民主和平论的学者以及从统计学角度研究战争史的学者所使用。我们用政体数据库(polity database)来衡量民主。这一数据库是马里兰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在前些年为了其他的研究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并没有为了证明我们的理论而创建自己的数据库；我们使用的数据库都是其他人为了其他的研究目的而设立的。 根据数据库中所涵盖的从1816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统计资料，我们发现了以下结论：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在从威权体制向有一定民主特征也有一定威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该国卷入国际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四倍。我们用泰德·格尔和他的同事在政体数据库中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标准来衡量某一特定政治体制的稳固程度。这些标准衡量的内容包括：与立法机构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强？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有多强？政治活动和决策的规则有没有被牢固地树立起来？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指标来衡量政体的稳固程度的。总之，让我重复一遍我们得出的结论：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在从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独裁体制(dictatorship)或是专制体制(autocracy)向有一定民主特征也有一定威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该国卷入国际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四倍。这一结论被写入了我们合著的《选举战争》(Electing to Fight)和其他一些文章中。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