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4-0063-(06) “认同”原本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相同特性基础之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与归属感，[1](p504)在政治学领域中引申为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在国际政治领域，将认同问题系统地引入地区研究的是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但该问题真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则源于建构主义的兴起。建构主义认为，认同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行为体在某一共同体内持有对该共同体的体系文化以及将一般化的它者作为对自身悟知的一部分之认同，也确立起了自我作为群体一部分的认知，即集体认同。[2](p282、423)地区认同是集体认同的一种，一般而言，它是指地区合作组织成员国对组织所覆盖地区的忠诚。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倘若地区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拥有较高层次的地区认同，就能够为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上的支撑，同时，组织的有效运作反过来塑造着成员国的利益预期与政策取向，在二者的互动中，最终实现各成员国及其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动发起并发挥主要推动作用的地区组织。随着该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突显，引起了学术界愈益密集的关注。但综观现有文献，学术界对该组织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其中，认同问题鲜有涉及，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组织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之一。 一、地区认同的形成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提起“上海五国”及其上海合作组织，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心脏”说，认为它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冷战后这一地区的确出现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缘政治“黑洞”，[3](p115)局势的发展需要确立新的权力结构与秩序。但是，上合组织的建立是否就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为了填补该地区的权力“真空”呢？ 首先，冷战后各国认真思考如何超越冷战思维，国家间，尤其是邻国间建立什么样关系的缜密思考并达成广泛共识，是“上海五国”机制得以建立并最终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思想前提。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巨变。对中国而言，由于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的打击，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而且由于苏联解体，来自该国巨大的安全威胁与战略压力得以消除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却日趋严重。对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带来的民主自由之欣悦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急剧下滑、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失败。中亚国家更是在民主与集权的争论、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的矛盾中艰难前行。因此，如何在这一地区实现更持久的和平、创造更普遍的繁荣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也就是说，在新的内外形势下，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邻国间的精诚合作与相互借重。在此形势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要求，与邻国建立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理应成为各国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此，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就提出“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新思维为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开始思考新形势下如何超越冷战思维，探寻新安全观、新型国家间关系及其地区秩序等问题。199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国与国之间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1995年10月，他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创造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经过几年的思考，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渐确立起了新安全观、秩序观及其大国责任意识。而俄罗斯在“一边倒”外交受挫后也开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1992年底，叶利钦访问中国，他在与杨尚昆主席会谈时坦言，此次访问中国的目的是“开辟俄中关系的新纪元”。12月18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双方确认，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4]这些指导思想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联合声明中同样得到了确认。各国显然认识到，在新的内外形势下，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精神，以和平方式解决久已存在的边界争端，发展建设性的睦邻关系，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及其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的利益。 其次，“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是各成员国在解决边界问题过程中积累、体认相互信任及善意的集中体现。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精神成为各国间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只是在新形势下基于本国利益的理性考量，要想使这一思想转化为具体实践仍有一个相互体认、学习的过程。庆幸的是，这一过程贯穿于解决边界问题与加强军事互信谈判的始终。 众所周知，中苏的边界争端曾给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厚重的阴影，经过20多年的三次边界谈判最终于1991年5月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但问题并未最终解决。苏联解体后，为了相互协调、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配合，1992年9月，俄、哈、塔、吉在明斯克举行会议，决定共同组成与中国谈判的联合代表团，从而形成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塔吉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的独特边界谈判模式。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能够直接牵动民族情感，因而也经常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或冲突。但是中国与俄哈塔吉之间这段世界上最长边界问题的解决，完全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边界谈判是与削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交互进行的。1992年，两方就上述问题展开谈判。一方面，各方，特别是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精神，以渐进的方式推进边界问题的解决。各方一致承诺在遵守《中苏东段国界协定》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争议不大的地段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一时不能解决的地段继续谈判，直至妥善解决。另一方面，双方相互削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加强军事信任的谈判也同步推进。经过22轮的谈判，两方最终于1996和1997年分别达成了“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尽管这两个协定存在不少缺陷，但它的确是富有效果的互信、和平的象征。正是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中国与上述四国的边界划界工作分别于1998、1999、2002、2004年完全得到解决，“上海五国”机制得以建立并定期召开年度首脑会议。也就是说，边界问题的解决非但没有导致双方间关系的紧张，反而为各国探寻新形势下的合作奠定了政治与安全基础，也为“上海五国”最终顺利升格提供了心理基础与组织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