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6-0072-07 冷战的结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消失、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强以及恐怖主义和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突出等，使得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显，文化问题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欧美许多学者从文化路径着手解读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 与此同时，在德国统一以后，从文化角度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走向也成为欧美学者研究的热点，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但是，对德国政治文化与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相关关系还缺乏系统的分析，并未作出全面和客观的判断。我国学术界也鲜有对该论题的研究论著。本文试从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化与特点、德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以及如何评价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等方面，作一系统的分析。 一、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化与特点 在分析德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德国在统一后是否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与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相关的政治文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约翰·达菲尔德(John S.Duffield)与托马斯·伯格(Thomas Berger)等人在其文章和著作里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作为整体，特别是在德国的政治精英中间，已经形成了对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具有潜在的、很大影响的和精心培育的信念与价值观。①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文化在大的原则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原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但在一些具体认知和情感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继续坚持和平主义的和反军国主义的文化。一些学者分析，自二战结束以来，反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精神就已经在德国深深扎下了根，绝大多数德国人显示出不愿意或公开拒绝将武力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手段，他们倾向于把和平看作是绝对价值，拒绝使用武力。同时，法律规定德国武装力量——联邦国防军的职能主要用于国家的自卫，并且德国不会将它发展成具有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应警惕或小心谨慎地对待德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他们认为，只要联邦共和国必须维持武装力量的话，他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融入德国社会中，防止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中之国。②当然，现在联邦国防军已经被派遣到其他地区，如在前南地区、阿富汗等地区执行任务。但是，联邦国防军的军事行动有一个明确的限定，即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平。 第二，继续坚持广泛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文化。一些学者认为，二战之后，在德国，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思想意识已经取代了二战前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不仅德国的政治家，而且德国的民众都表现出很强的对单边主义的反感和厌恶。德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德国要避免单独行动和追求特殊道路，这是一个指导性或强制性的纲领和原则。他们认为，德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在同其他国家的密切合作中才能实现，单边主义只能导致国家外交孤立主义、不安全和冲突。在德国，多边主义不仅仅是被看作一个手段或工具，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不成文的宪法原则。德国政治领导人极为重视国际制度，认为要遵守国际机制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德国必须坚定地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中并通过这个框架发挥作用。 第三，坚持文明国家的文化理念。文明国家的思想和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德国外交政策大讨论中由一些学者提出来的。该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特里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汉斯·毛尔(Hanns W.Maull)在1992年发表的《文明国家联邦德国》一文中提出。他指出，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加强、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主张，使以民族国家为主导、以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为目标、以国家实力（主要是军事遏止，威慑等）为手段，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了，必须有新的理念，即要从国际、国内政治的整体性出发，推动国际政治的文明化进程。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的主要标志是：禁止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威胁和使用武力、国际关系法制化，支持国际机构民主化，创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的文明化进程，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文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此后，毛尔又在多篇文章中详细论证了文明国家的内涵、特征和任务等。文明国家的理念也被德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们所接受。但是，自从德国参加了科索沃战争和其他一些地区冲突和危机的行动后，也出现了对德国文明国家理念持怀疑态度的文章。 第四，坚持克制文化(Culture of Restraint)。克制文化是德国在二战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它的实质也是一种反军国主义的文化。所谓克制，就是要让德国人民牢记纳粹时期的德国军国主义给欧洲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克制，就是要避免国家再扩军备战和卷入国际冲突和战争；克制，就是要与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互助合作；克制，就是要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约束自己的行为。③在克制文化的影响下，大多数德国领导人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一个强大领导者的角色，即使是在多边合作的机制内。他们宁愿在世界舞台上小心谨慎地行事，并保持较低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