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端，是一个四面临海的群岛国家，自东北向西南呈弧状延伸，缺乏战略纵深，但有天然的海洋屏障，与朝鲜、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国隔海相望。按照日本自己的计算，日本领海加上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是日本领土面积的12倍，居世界第6位。日本民族在认识和开发海洋方面积累了大量独到的经验，有敬畏海洋的自然崇拜，有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也有穷兵黩武的殖民扩张。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经历了从高速增长跌入“泡沫经济”崩溃的痛苦历程，在“十年不振”的彷徨中，日本各界开始审视日本发展之路，而海洋战略则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全面认识冷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不仅是了解日本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而且也与同属东亚区域内相邻的中国、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繁荣息息相关。 一、日本传统海洋战略的发展与冷战后的挑战 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分析，首先要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比较。在类似研究中，人们一般把“海权”、“海洋战略”等作为不证自明的概念来使用。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7-1783》中提出的海权论内涵，和冷战后日本基于国际环境和自身利益建构起来的概念肯定有很大不同。由此，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当下日本学者和政治家心目中的“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有可能勾勒出其海洋战略的大体框架。 伊藤宪一是日本战略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把战略区分为“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而前者也可以称为“大战略”，显然能够更好地概括海洋战略的背景。伊藤宪一这样来进行界定战略：“一国为确保其生存和繁荣的条件，动员本国及其盟国所有能够利用的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军事的及其他各种力量，以适应环境的一种科学与技术。”①伊藤认为，这种战略所追求的包括“生死攸关的价值”，即作为国家生存基础的价值，同时还包括“手段的价值”，即有关国家发展方法的价值。为此，在借鉴利德尔·哈特等人观点的基础上，伊藤提出了“均势遏制战略”和“间接战略”两项原则作为其战略论的核心。与学者追求学理的特点完全不同，日本政治家对战略的理解非常简单。中曾根康弘对日本政坛影响至今，他对战略作出了明晰的描述：“所谓战略，一般就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与计划。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战略。国家战略从其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等。”②按照这种思路，海洋战略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和计划，与日本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领域都有密切关系。 日本的海洋战略在不同时代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从战略层次上对海洋的重视，应该从幕末时期就开始了。从18世纪末期林子平的《海国兵谈》，到1849年佐久间象山的《海防八策》，这些都是“海防论”的先驱之作。幕末海军的领导人胜海舟回忆，当年他和一些年轻人跟随荷兰海军将领在长崎学习航海、机械以及算术等内容，后来在长崎和东京的筑地建立了海军传习所，打下了日本海军的基础。文久三年（1863年），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在神户设立了兵库海军操练所，后人特意立碑纪念：“夫吾邦方今急务，莫落于海军，将以此营为始。英旨振起士风，实在干是。可谓当时之伟图，而千岁之鸿基也。”③当时的日本感受到了佩里准将黑船来航的威胁，意识到必须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尽快发展海军实力。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首先要充分吸收此前萨英战争和马关炮战的教训，全力发展海军。明治天皇即位当年就亲自检阅海军并极力推动其发展。他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下诏群臣：“国家军防大事，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之费六载，每岁三十万元；今特令百官，特情者除外，同时进其岁禄十分之一，以补舰艇制作之费。”④在举国努力之下，日本随后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政府，尝到了通过海洋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海洋战略受到了马汉本人的重要影响。1893年，金子坚太郎就摘抄马汉的作品呈送海军大臣西乡从道。1896年，东邦学会将马汉出版不久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译为日文。而对海权思想真正全面的吸收则体现在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两人身上。秋山真之在1897年赴美留学，受到马汉的耳提面命，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有机会亲身考察美西战争，回国后在日俄战争中担任东乡平八郎的作战参谋，提出“七阶段消耗作战”战术，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撰写了大量著作，是日本《海战要务令》的修订人，更是后来“八·八舰队”的倡导者之一。应该说，秋山在战术上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但在战略上基本上是马汉的翻版，也被称为“日本的马汉”⑤。与秋山相比，佐藤铁太郎在日本海洋战略历史上意义更为重要。日本有句话非常形象，用以形容近代以来海洋力量的消长，“权兵卫播种，五十六覆没。”⑥这里所说的山本权兵卫在1899年任海军大臣时，派遣佐藤铁太郎赴英美学习，研究如何在日本确立“海主陆从”的战略思路。佐藤深受马汉等人影响，回国后在1902年写成《帝国国防论》，经山本呈送明治天皇，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反响，直接推动了随后日本海军力量的扩张。经过日俄战争后，佐藤在任海军大学教官期间，撰写了《帝国国防史论》，提出了“国防要则十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四条，认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考虑列强军备状况，并应以此来确定标准并全力以求实现”。⑦与日本陆军以苏俄为对手不同，佐藤的“想定敌国”直指美国。尽管最终日本走的是“陆主海从”的道路，但这种“海洋第一”战略、“大舰巨炮主义”与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并导致日本海军彻底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