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1-0085-06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国际政治学领域被称为“扩大研究空间”的“第三次大争论”的出现，迄今为止，已经拓展出大量的新的研究项目和研究领地。[1](P57)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目前这种学说林立、流派纷呈的繁茂态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其他学科方法和思想的吸收和借鉴。本文探讨的主题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的社会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关性问题。 一、“文明进程”的社会学 文明进程的思想是20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在其杰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中阐述的最广为人知的理论①。文明进程的思想是埃利亚斯对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一种精彩的案例分析，他通过对“文明”(civilization)的社会和心理起源的研究，探讨了影响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及其成员情感生活的长期变化模式，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及理论认识模型，对至今仍流行在社会学领域的许多根本假设提出了严肃的挑战。[2](P1) 埃利亚斯文明进程理论的核心旨在揭示社会对暴力的内部限制，个人自我控制的内在约束，对残忍、伤害和苦难的公共态度的变化，以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水平等。[3]（序言）埃利亚斯认为，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与20世纪相对发达的民族国家比较而言，对“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公共暴力在道德上的反感水平，对身体暴力内在的禁止水平是更低些的，与这些禁止相联的内疚感和羞愧感也是更弱的，甚至也许是完全缺乏的。[4](P145)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社会发展了与古希腊和中世纪相甄别的一种对残忍的公共行为较低的“厌恶的极限”。埃利亚斯认为，从对人的行为的好斗性冲动的外部限制逐渐被内部限制所取代的分析中，人们注意到了现代良知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对暴力犯罪行为在态度方面的深刻变化。[5](P335)历史事实显示，在现代欧洲，对上述事务认同的范围比它在早几个世纪更广。作为文明进程的结果，大多数欧洲社会的居民不再将看人被绞死被车裂视为“星期天娱乐”。正如与古代社会相比较，我们对其他人的认同，我们分享他们的苦难和死亡的情感已经增长。[6](P2-3)在埃利亚斯作品中一个强大的主题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对公共暴力更高的反感水平以及欧洲国家公民之间情感认同的拓宽是欧洲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 埃利亚斯认为，稳定的垄断权力的兴起，现代正在延伸的社会相互依赖网络的演进，要求更大的自律以及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更高的情感认同水平。埃利亚斯的研究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开始，个人的自我控制，主要是指与外部强制无关的、主动自发的自我控制会发展得特别快。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这种自发起作用的个人自我控制，诸如“理性思维”和“道德良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更实在地渗入进了人的情感本能的每一个毛孔，并严格地阻止情感和本能在没有经过控制机构准许的情况下直接地付诸行动。[3](P42)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3](P43)羞耻与尴尬是个人感情，也是典型的由社会所导致的情感。对“羞耻、尴尬起点的提高”的论述构成了他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个人感到他或她的不良举止被人发现，羞耻就产生了；看到他人有着同样不良的举止，尴尬就出现了。随着成文和不成文的礼仪规则变得越来越广泛精细，侵越这些规则的机会就增加了，因此羞耻和尴尬的情形也就增多了。在现代社会中，一些“令人讨厌的”或受指责的事情已经被逐渐地隐匿到社会生活舞台的背后。埃利亚斯为解释这些情形的社会根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埃利亚斯还强调文明进程可能与退化进程(decivilizing processes)并存。文明进程和退化进程之间存在某种不对称性，前者只能是相对长期的，而后者却能迅速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在纳粹时期的西欧。先于这个大范围的野蛮行为的“长期构建阶段”几乎是不明显的，但之后是明显的无处不在。两次世界大战揭示，当人们感到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时，大多数人对杀戮、正在死去的人们和死亡的敏感很明显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进程会被逆转，从而导致退化进程。[7](P205-223) 埃利亚斯的作品在其去世前后，才逐渐为英语世界的学术界所推崇。尤其在英国，出现了一批强调将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②，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研究③。林克莱特认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思想对国际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8](P3)他对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深刻透析和对“礼仪”(civility)概念演变等分析，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许多重要的研究议题相融通，尤其能够扩展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中“礼仪”和“文明进程”已有的分析。他对不同时期有关残忍、暴力和人类苦难的主导态度和情感认同的分析评论，能够极大地丰富国家体系社会学方法的视野，同时还有助于开拓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新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伤害问题的研究。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吸纳，也可以进一步扩充埃利亚斯社会学研究中没有被发展的领域。当下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结合研究领域宽阔视角多重，以下，笔者从林克莱特的视角来考察埃利亚斯的社会学项目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关领域相互吸收借鉴发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