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11-0033-07 在研究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方面，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原则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博弈理论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功能，但却无法给出行为体如何界定合作的性质以及政策调整的观念因素等方面的答案。在这方面，建构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认知共同体的立论出发点是，国家之间合作的起点并非谋求实际的利益目标，而是建立在对相关知识的获得和规范的认同基础上。由于亚太多边主义属于新生事物，行为体可以借助类似第二轨道外交作为合作的观念先行者，通过他们大量的游说劝服活动，逐渐唤醒各方的合作意识及欲望，从而调整合作政策，建立合作机制。本文拟以建构主义认知共同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典型案例，探讨第二轨道外交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角色意义。 一 认知共同体的建构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认知主义属于建构主义理论在国际机制问题上的衍生，它强调共有知识不仅影响国家的利益而且建构了国家的认同。作为认知主义主要解释工具的“认知共同体”，是指某一领域中具有被人们普遍认可的知识群体，该群体凭借其知识权威和跨国网络平台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 现代国家管理事务的扩大化和专业化造成对知识精英的尊重。科学知识的运用能够使决策更富有理性。同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国家决策者转而向认知共同体寻求咨询。特别是由于国际政策协调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国际治理责任增加，国家的自我利益定义不明朗，处理国际事务的常规方法难以奏效。这样，在制度、知识及国家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隙，从而为知识专家网络——认知共同体在阐述复杂问题的原因解释、帮助国家确定利益、塑造集体讨论话题、做出特别政策咨询以及勾画谈判要点等方面创造了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尽管具体决策者掌握了实际上的最终政策选择权力，但是，认知共同体主要可以通过帮助决策者引进和选择不同的政策方案，并最终促成某项国际制度的形成及成功运作发挥作用。 “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鲁杰(John Ruggie)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鲁杰认为，“认知共同体”是指国际制度化的认识层次，它建立在围绕一种认识发展而来的相互联系的角色之上。①9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认知共同体”理论进一步受到借重，其标志是由彼得·哈斯(Peter M.Haas)1992年主编《国际组织》杂志专刊——《知识、权力与国际政策协调》的出版。②彼得·哈斯给“认知共同体”下的定义是：“某一领域中具有被人们普遍认可的技能的职业群体，在与该领域的决策相关的知识方面，他们具有权威性。”③认知共同体有别于其他团体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它同时拥有共同的原则信念、知识基础和政策目标，特别是致力于推动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④与其他政策分析方法相比，认知共同体研究方法涉及国家管理者、跨国事务和国际组织三个层面。认知共同体的主要分析角色是认知共同体本身、国家和国际组织。认知共同体研究方法注重知识、原因解释及原则信仰等主观因素对决策者的影响。在政策推广和国际制度形成方面，认知共同体方法主要关注通过信息传播和集体学习引起行为体决策方式的改变。 根据参与国际政策协调的层次划分，认知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可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第一，认知共同体共有知识的形成。共同的知识基础是认知共同体的主要纽带。根据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观点，与国际制度相关的“知识是技术信息以及关于这类信息的理论总和，可以使行为体获得共识，以指导其共同政策并实现社会目标”。⑤在知识谱系中，“共有知识(shared or consensual knowledge)是行为体普遍接受的关于事物因果判断、目标和手段之间联系等的解释”。⑥由于共有知识是被某一群体共同接受的知识，因此比个人知识更容易扩散，能够造成更为广泛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层面，社会共有知识主要是指个体之间共同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它构成文化的主体，而文化包括规范、规则、制度、意识形态、组织和威望体系等。⑦共有知识能够促进国家合作，当专家的共识成为官方决策者的集体共识时，问题的性质将被重新定义，人们就会认识到，更为全面的政策协调成为必须。所以，共有知识的形成是认知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和起点。 第二，认知共同体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认知共同体在形成共有知识以后，再通过一系列对话活动，影响政府决策的传播、选择和执行。在政策传播方面，认知共同体所发挥的作用是，成员通过出席会议、发行出版物等信息经验交流渠道，向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国际组织成员传播。有时，认知共同体还可以借助共同体的跨国联系使它们向各国政府同时施加压力。影响政府决策是认知共同体建构的主要特点。 第三，认知共同体促进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合作的深化。一国决策者在接受认知共同体的“社会化”共有知识以后，可以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判断和行为方式，从而增加地区国家行为的相似性，大大提高国际政策协调能力，并最终促成某项国际制度的建立。新的观念和政策一旦制度化，就会获得正统地位。⑧国际制度确立以后，认知共同体就可能与之结合起来，并获得某种半官方身份。于是，促成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合作的深化成为认知共同体的最终目标。 至于认知共同体如何具体输出自己的共有知识并设法将其嵌入到国家政策和国际制度之中，认知共同体理论没有提供现成答案。在此，我们可以根据建构主义和社会结构主义的相关原理对此做出一些补充。建构主义基本观点认为，国家利益并不完全是建立在物质力量的分配基础上，而是主要建立在共有知识和身份角色的再分配之上。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形成的过程被称为“社会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学习。“社会化指的是一种学习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某些社会成员的规范和观念会扩散到另外一些社会成员中间。”⑨学习就是行为体运用共有知识界定利益，决定其国际行为的能力和意愿。所以，相互学习是认知共同体扩大共有知识、影响政府政策的主要路径。再根据社会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认知共同体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的方式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其影响决策的途径是一个多层次和复杂互动的过程。⑩总之，认知共同体对政府政策决策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较为漫长、复杂的进程。下面，本文将结合亚太安全合作的特点和第二轨道外交的兴起，论证认知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