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72-0962(2007)06-0082-06 自近代以来，对政治中所蕴含的基本伦理问题的探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思想家阐述了不同的伦理思想，如自然法、契约论、功利主义及自由主义等，但若作最根本的划分，可以说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基本传统：第一是“普遍道德”(common morality)的观点，其根本特征是依据绝对和先验的理性来规定至上和普遍的道德法则，然后依据这些法则而非行为、政策或律制的结果来判断对与错；另一传统是“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它在思想方法和根本信念上近似于用利益来规定道德的古希腊现实主义，表现为把值得想望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然后根据有助还是有碍实现这一利益目的来判断行为、政策或体制的对与错[1]。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无疑属于后者，其撰写的《君主论》不仅真正引导了以“非道德”①立场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基本伦理观念，也使其在长达400多年中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②。究竟应如何看待马基雅维里独特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如何理解其关于政治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经典表述，是否应该认同其为实现统一和永久和平的终极企望而作出的伦理选择，是马基雅维里之后的国际关系学者值得深入研究并已经为之驻足的领域。 追溯现实主义伦理思想的源流，马基雅维里是较早明确国际关系“非道德”性质的思想家③。他通过对“权力”、“必然”和“美德”几个关键概念的表述，开始了对现实主义伦理思想的初步探寻和对实现永久和平的自觉尝试，被誉为“近代现实主义的鼻祖”[2]。 (一)“权力”(power)——君主的首要目的是权力，不能轻易追求道德目标 正如马克思所说，“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3]。马基雅维里堪称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彻底分家的人，他并未延续以往政治思想领域流行的观点，从道德来解释政治。他认为，政治判断不能总是从属于伦理判断，君主作为个人可以对其进行道德评价，但作为统治者对其判断的最重要的依据，应是他是否能够获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4]。 马基雅维里的另一个划时代贡献，是使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政治学说摆脱了宗教神学。他大胆指出罗马教会是“意大利衰弱和分裂的祸根”[5]，教会的势力和德行根本“不足以降服意大利的专制统治”[6]，并把教皇写作“与世俗君主同样贪婪狡猾、穷兵黩武的人物”[7]。他认为，人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命运女神的赠礼，他全然漠视正统基督教的训诫中强调的：一个贤明的统治者应当避免受尘世的光荣和财富的诱惑，方可得到天国的奖赏。相反，马基雅维里却认为，人民必然为之竞争的最高奖品是“光荣和财富”——这是命运女神有权力馈赠的两种最好的礼物[8]。 为此，马基雅维里强调君主必须保持“理性”，才能最终获得“权力与声望”、“光荣与财富”。在中世纪哲学家的概念里，“理性”包括“明辨正义和非正义的道德能力”，而马基雅维里仅仅将其作为“实现个人意志的手段和工具”[9]。他认为，如果一个君主要实现他的最高目标，就会发现有道德的并非总是合乎理性的；如果君主“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将会证明这种企图是非理性的，“定会遭到毁灭”[10]。 (二)“必然”(necessite)——君主应遵循必然性的命令，必要时采取非道德的手段 一个真正有德行的君主还应顺应“必然”，愿意去做必然性命令的任何事情，无论行动碰巧是邪恶的还是有道德的，以实现他的最高目的。马基雅维里认为，道德的含义在这里是清楚的：每个人都应“控制他的本性”，“使他的行为方式与时代相配合”，那么“聪明人成为星宿和命运的统治者就会真正实现”[11]。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必需的权力，君主只能遵循自助逻辑，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 由于必然性的命令排斥道德，马基雅维里主张在必要时采取非道德的手段。他指出，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12]。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为了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但马基雅维里并不主张无端作恶，在他看来，最佳的政策选择当然是既合乎道德准则又顺应必然性的命令，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才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马基雅维里肯定地认为，如果可能的话，他(君主)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13]。 (三)“美德”(virtù)——君主唯有具备美德标准，才能真正实现永久和平 “美德”(virtù)这个单词来自vir这个词根，意思是“男人”。很显然，马基雅维里使用这个词的用意在于彰显文艺复兴时代绅士的男子汉气质。卡斯蒂廖内指出，这样的绅士典范应该远见卓识，能透过经验洞察人生的目标；具备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以及在战争和政治中创造不朽业绩的素质[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Virtù首先要求君主应富有远见，“君主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15]。 Virtù还意味着君主所应必备的道德灵活性的品质，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应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16]。一位英明的君主，当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在慷慨与吝啬之间，君主不应对吝啬之名有所介意，吝啬是使“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17]；在残酷与仁慈之间，君主必须提防不要滥用仁慈，在受人爱戴和被人畏惧难于取舍的情况下，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君主还要学会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善于掩饰以上这些品质，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