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结构重组的动荡时期，围绕未来国际体系发展方向，各种国际力量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硬”、“软”较量。正确把握当代国际体系发展趋势及其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有助于廓清当前国家间关系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纷争与合作，判明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代表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和中国代表的新兴大国能否实现“双赢”等重要战略性问题。 一、国际体系结构转型范式界定及其意义 当前，围绕国际体系本质属性、基本结构及世界主要大国间关系互动模式等，国际关系学界正展开一场学理思辨与政治哲学及战略思维相结合的论争。这场学术论争的核心问题，一是国际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是现实主义的体系，还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的体系？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最适合于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二是在国际格局中出现美国“一超独大”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日益崛起将对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变化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面对这些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不同国家持不同立场、运用不同分析方法的学人，得出的结论很难一致。理论(或范式)的多样性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之复合而多元特征的反映。但我们又必须根据现行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及时地对以上问题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否则难以制定出能够反映国际条件变化现实且与国际政治发展潮流相适应的中、长期外交和国防战略。 对此，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辨明不同国家、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及其转型的各种理论范式及其差异。长期以来，围绕国际体系结构及其转型，西方学界形成了阵线分明的对立营垒，一方是肯尼斯·华尔兹代表的现实主义，另一方是亚历山大·温特代表的建构主义。华尔兹从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出发，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抽象，由组成部分的排列及排列的准则来界定；结构随着单元能力分配变化而变化。华尔兹还把物质力量分配作为结构变化最主要变量。① 与华尔兹一样，其他各派现实主义者也都崇尚实力原则，将大国权力制衡作为维系体系结构稳定的关键，并对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变化持悲观的历史循环论。他们把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先天给定、永恒不变要素，因而从根本上排除了国际体系宏观结构进步的可能性。 温特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出发，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相对稳定的格局。温特强调，国家实践和体系进程本身孕育着体系宏观结构转型与进步的可能性；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变化，实际上是国际体系文化的变化，而文化具有自均衡倾向，因而体系结构一旦有变化，就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其性质也会变。②温特还对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变化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思想，一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关系，同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属性有着根本性差别，前者属于国际体系结构理论中的宏观层次，后者属于微观层次。作为运动中的进程，两者变化的性质不同，宏观结构变化具有相互建构的性质，而互动则是微观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二是国际体系宏观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一个集体身份形成问题，主要取决于体系内各个国家对国际共有文化的内化程度有多深，其关键则是国家行为体如何界定自我与他者，与其他国家共同建构一种“我们的感觉”；三是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一个“因变量”，国家在建构国际体系中身份和利益的再造，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内容。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建构关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可选择及可塑性大等特点，即如何确立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建构关系，关键在于国家自身的国际行为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具有以自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点的特征；四是国家关系互动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发展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互动国家行为体的主观认识，在互动关系中只有一方想把关系搞好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方同时也想把关系搞好。换句话说，互动的双方并不能完全掌握互动关系的前景。③ 围绕国际体系微观结构或国际权力转变及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西方学界也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遏制”与“融合”。重视物质、力量、权力、利益，持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现实主义各派思想的基点和政策出发点是“遏制”；重视精神、规范、规则、制度和建构，持整体主义方法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想主义学派的分析基点是“融合”。“遏制”理论认为，国家能力塑造意图，相对能力的变化必然会对国家的政策趋向产生直接影响；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就是特定历史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对比的消长和排列顺序的变化，主张运用均势、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等范式分析国际权力分配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例如，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具有必然性、绝对性和不可避免性，新兴大国必定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明确指出：“在21世纪前期，崛起的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潜在威胁。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④ “融合”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⑤在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崛起大国互动中，国家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具有关键作用，即双方关系互动的方向是可以选择的。温特指出，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化解相互间敌对观念结构，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共有观念。温特还强调，强权政治不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属性；“安全困境”的存在是否使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关系趋向于对抗，取决于它们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持何种态度及其对外政策意图与目标。这些看法对中国制定与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国进行战略互动的政策、策略具有一定的启迪与参考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看，国际体系结构与任何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处于发展之中，其“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⑥。即一定的国际体系结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进程之中，结构与进程互为结果、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无论是国际体系宏观结构性质的变化，还是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的转变，都离不开国家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考察国际体系结构转型，“既不能像现实主义那样，仅仅从物质主义和物质力量对比法，也不能像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那样，完全从理念、意志和文化结构出发，而应该将两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⑦。客观地看，任何一种国际体系结构都包含有物质条件、利益和观念等三个要素。它们相互间有联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分离的，有着不同的解释作用。物质条件的重要意义部分地是由利益建构的，利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⑧。因此，国际体系转型及其进程，就像存在与意识一样是一个互为结果、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其变化的内在动因极其复杂，考察国际体系转型必须要宏观与微观兼顾，并与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及社会政治实践的总体状况相结合。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观点要求我们承认，国际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进步的社会事物。国际体系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化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一定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国际体系也可以说是放大的人，同样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发展、进步与整个人类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一样，国际体系自然属性的发展最终会推动国际体系社会属性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能够形成而且应该形成。从一切都是发展的观点看，国际体系应被看作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理性发展的进程”。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