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9-0050-08 一、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基本特征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带来了全球层次上国际秩序的剧烈变革，也带来了地区层次上国际秩序的相应转变。但国际秩序的变革在欧洲和亚洲两个地区却有着相当不同的表现，尽管二者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意外终结给欧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秩序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那么，相对而言，冷战结束给亚洲地区国际秩序带来的却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影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间接导致亚洲秩序的基本结构实现了渐进性的变革。 在欧洲，随着作为冷战重要标志的柏林墙被彻底推翻，东欧国家迅速实现了民主化，德国实现统一，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深化并成立了欧洲联盟，继之而来的又是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尽管美国对欧洲的影响犹在，北约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消亡，但冷战期间两极对抗的秩序特征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以地区一体化为界定性特征的全新结构。而在亚洲，国际秩序转换的情形却与此存在重大差异。冷战结束并没有直接导致亚洲国际秩序的重组，亚洲秩序的基本结构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逐渐显现出变革的趋势，而且冷战对抗的秩序特征并没有完全随之消失。例如，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仍旧是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关键，中国内地与台湾之间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和南北朝鲜在“三八线”两侧的分裂作为冷战的重要标志依然在延续，中美、中日、印巴之间的传统对抗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另外，欧洲秩序和亚洲秩序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已经随欧盟的成立，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美欧分歧的凸显而逐渐式微，那么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却不但没有式微，反而因2001年“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争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如今，欧洲人可以在不涉及美国，不指涉西方或跨大西洋关系的情况下谈论欧洲秩序，甚至有人预言“美欧的分裂”和“西方的终结”。[1]但是，亚洲人（至少迄今为止）却不能在不涉及美国，不指涉亚洲太平洋地区（简称亚太地区）的情况下谈论亚洲秩序，以至于“亚洲太平洋秩序”（简称“亚太秩序”）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既是一个常用的术语，也是一个贴切的表达。 与欧洲相比，亚洲秩序，更准确地说亚太秩序，变革的发生来的更晚，变革的进程更为缓慢，是一种正在演进中的渐进性的变革。渐进，是因为亚太地区秩序的发展延续了原有秩序的部分传统特征。变革，是因为亚太地区秩序的发展出现了原有秩序没有的一系列新特征，其表现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地区权力中心的出现。在整个冷战期间，亚洲地区内部并不存在地区权力中心。中国虽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苏之间构建起稳定的大三角格局，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中国至多只是充当了冷战后期美苏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重要支点和借重因素。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属国存在，不仅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国际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一样，印度也不是一个可以左右冷战进程的地区权力中心。这些国家帮助维持了两极体系的稳定和冷战秩序的延续，但是它们甚至不具备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能力，更不用说影响全球秩序了，冷战秩序的变革就基本上与它们无关。然而，今天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已经明显成为亚洲地区的权力中心。地区权力中心的出现使亚洲秩序正在从“无极”状态向“有极”格局转变。 第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冷战结束之前，亚洲地区就像是一盘散沙，除了在地缘意义上，很难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有人甚至不愿把亚洲称作“一个”地区。[2](P329-346)但是随着东盟的不断发展壮大，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使之不断从分散向一体转变，并且正在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局面。恰如沈大伟所说：“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原先并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是包含了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4个次区域的混合体系。各个次区域都有自己独立鲜明的内部特征，而彼此之间却很少发生联系。现在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洲开始形成了一个从伊朗一直到太平洋、从俄罗斯一直到澳大利亚的完整的国际体系。”[3] 第三，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与美国在欧洲主导建立多边安全组织（即北约）不同，美国冷战期间在亚太地区分别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构建双边军事联盟关系，并从而形成了一个“轴心—轮辐”式的安全体系。它不仅是冷战秩序在亚太地区得以维持的基础，并且至今仍是美国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支柱。但是，冷战后，亚太地区还在美国联盟体系之外逐渐形成了很多新的多边安全框架，例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信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香格里拉对话、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各种多边安全制度的兴起使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正在从冷战时期单纯的双边联盟转变为传统联盟体系与新兴多边安全制度并存。 第四，亚洲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凸显。几乎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解体和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来，亚洲各国之间便一直没有再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体意识。冷战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使亚洲国家在与西方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的相似性，他们提出“文化相对主义”，强调集体价值观，用以对抗西方国家的“人权普世主义”和对个体价值观的重视。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把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源归结为独特的儒家文化，即“亚洲价值观”——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有效政府高于民主政府、个人关系高于法律关系。[4](P38-39)而且，亚洲国家还在地区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共同分享的国际规范和集体认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安全观念。亚洲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凸显正在使亚太地区的秩序特征从对抗转向缓和。
